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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家庭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日益加剧的代沟：旧社会的风俗习惯在私人家庭中仍保持优势，论资排辈仍然行得通；但年轻人通过学校、少先队、共青团，越来越接受苏维埃宣传的影响。对老一辈来说，这种情况构成了道德困境。他们一方面希望将家庭的传统和信仰传给子孙，另一方面又想把他们培养成苏维埃公民。
在大多数家庭中，祖父母是传统价值的主要传承者。尤其是祖母，如果父母是双职工，祖母就在养育子女和管理家务上承担主要责任；如果母亲只是兼职，祖母就承担辅助责任。用诗人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年代，似乎没有母亲，只有祖母”。[70]祖母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她们通过管理家务，直接影响了孩子的礼貌和习惯。她们向孩子讲述一些陈年往事（1917年之前的），以后既可作为苏维埃历史的参考或抗衡，又促使孩子对学校灌输的宣传生疑。她们为孩子朗读在苏维埃学校很少学到的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或带孩子去剧院、画廊、音乐厅，从而传承了19世纪的文化价值。[71]
艾莱娜·邦纳是外祖母带大的。她后来写道：“我生活的中心是巴塔尼娅，而非妈妈。”她父母是党的积极分子，常常不在家。艾莱娜在与外祖母的相处中，找到了她渴望但从父母那里又得不到的爱和亲情。巴塔尼娅提供了道义上的平衡力，以抵消来自父母的苏维埃影响。即使是个孩子，艾莱娜仍能意识到，祖母—一位丰满且“美得惊人，既冷静，又不卑不亢”的女性—所处的世界，不同于父母所处的苏维埃世界。
巴塔尼娅的朋友和熟人很少来访，我们楼中的居民只有她和小孩子们不是党员，但我经常陪她去拜访别人。我看到她们不同的生活—吃不同的菜，使用不同的家具。（在我家，只有巴塔尼娅一人使用正常家具和一些精致摆设……）她们的谈论也迥然不同，我觉得（这个印象肯定来自父母）她们应属于不同种类，我说不出到底是更糟，还是更好。
巴塔尼娅保守的道德观，植根于俄罗斯犹太资产阶级的世界。她勤劳、严格、富有爱心，全身心投入家庭。20世纪20年代，巴塔尼娅曾是列宁格勒海关办事处的“特殊人才”—“资产阶级”专家和技术员虽受到很多嘲笑，却很有必要—她在那里担任会计，赚的比艾莱娜父母的“党的最高限额”多。巴塔尼娅保存了节俭持家的老习惯，与艾莱娜父母带入家中的“苏维埃方式”老是发生摩擦。她读很多书，却“顽固地拒读当代文学”，并在原则上不看电影，显示了她对现代世界的不屑。她对新秩序看不上眼，以鄙视的口吻谈论党的领导人，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过分而责怪她的女儿。她真生气时，会用这句话开头：“让我提醒你，在你们那个革命之前……”苏维埃政府禁止东正教中最丰富多彩的忏悔节之后，惋惜旧习俗的巴塔尼娅对外孙女说：“嘿，这都是拜你们的妈妈、爸爸所赐。”毫不奇怪，艾莱娜困惑于家中价值观的冲突。她在接受采访时回忆：“我们孩子的教育问题引起了极大的争执。”
外祖母从金色儿童图书馆为我借来书籍，包括各种蠢事笑话。妈妈很不以为然，鼓起了嘴，但不敢对外祖母说什么。妈妈也带书籍回来，但决然不同，如写保尔·柯察金的，??还是手稿，我也照读，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喜欢哪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