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1917—1928)(9)

我们的家具很便宜—都购自政府。我们粗茶淡饭地过日子,除了军装、背心、靴子,从没看到父亲穿戴其他的。母亲为上剧场准备了“特殊装备”,另有一两套礼服,仅此而已……上剧院是我们唯一的奢侈—还有大量书籍。

像1917年的许多其他孩子一样,柳德米拉和姐姐从小就懂得克勤克俭代表道德纯洁,是为大家的美好未来而作出的艰苦奋斗。1936年,她在日记封面上写道:“受苦受难,摧毁了渺小者,锻炼了顽强者。”[27]

对某些家庭来说,共产党斗士的禁欲主义又成了过于沉重的负担。维金斯基一家是个很好的例子。约瑟夫·维金斯基1884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他家虽是犹太家庭,但已俄罗斯化,属于自由派。父亲是一名数学教授,哥哥尼古拉是一名工程师,他与另一位哥哥弗拉基米尔都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全家因十月革命而被打散得七零八落。父母逃往芬兰;曾是孟什维克的弗拉基米尔,在1917年的临时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移居到柏林后,又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顽强对手;家庭成员中留在彼得格勒的,只有约瑟夫和妹妹娜杰日达。像弗拉基米尔一样,约瑟夫曾经也是孟什维克,但他希望重新做人,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并积极投入内战。为了证明他的忠诚,他甚至写信给远在柏林的哥哥—毫无疑问,他知道上司会读到此信—恳求他“重新审视他的政治原则,返回苏俄,投身于共同事业”。哥哥的反革命活动把他吓坏了,约瑟夫更竭尽全力投入党的事业。他写信给尼古拉说:“由于我的历史罪孽,他们只让我当预备党员,但我要承担很多党员的职责。如同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随时准备上刀山、下火海。”[28]

事实上,他被派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供职于当地工会组织的法律部门。约瑟夫与妻子亚历山德拉住在潮湿的地下室,置办了少得可怜的家具。亚历山德拉1922年写信给娜杰日达说:“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居所,每一处都非常昂贵,只有新经济人才负担得起。我们的家庭生活缺乏最基本的用品—亚麻布、服装、针线。总之,什么都缺。”约瑟夫太忙,不关心此类“琐碎的家事”。据他的妻子说,他“除了工作以外,既不切实际,又杂乱无章”。夫妇俩没有钱,因为“党的最高限额”只允许少量的现金薪水,其中大部分又要寄给逃亡在芬兰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尽量找散工以贴补家用,她对此耿耿于怀,认为党毁了她的“家庭梦”。她在1922年做了流产,在给娜杰日达的信中,她说她原希望有孩子,最终还是中断了怀孕,她实在是被自己的“虚弱身体拖垮了”,也不想给“疲于奔命为党工作”的约瑟夫添加负担。小两口的婚姻变得痛苦不堪,不时为钱发生争吵。约瑟夫又与另一名女子发生婚外情,在1924年生下一个儿子,经济上要给予支持。他与亚历山德拉的关系更趋紧张。约瑟夫常常出差,或去莫斯科传授劳动法,或去库班参与当地的工会工作。亚历山德拉在1925年写给娜杰日达的信中说:“我很少见到我的约瑟夫。沦落到如此地步,我很是伤心。但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没有一丁点的私人生活,我们必须埋葬浪漫,它只是历史遗迹。”[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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