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她生活中只是很遥远的身影。到了节日，他们自己旅行去克里米亚的高级度假村，却把孩子们留在列宁格勒。但在思想上，父母实施僵硬的管束，在马克斯娜的回忆中，往往成为烦恼的来源。母亲责怪她钟情于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却不读共产党青睐的儿童教育书籍，如弗拉基米尔·奥布罗切夫的科学探险故事《萨尼科夫的大地》（Land of Sannikov，1926年），或格列高利·别雷赫和阿列克谢·潘捷列耶夫的《什基德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hkid，1927年）。后者讲述的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如何被送进列宁格勒的学校。母亲将这两本书带回家，马克斯娜尽职地读完，之后放入柜子，全然遗忘。母亲还禁止马克斯娜邀请学校的朋友到家里来，她的理由是：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到党领导过的舒适生活—尽管仍属适度的，且带有斯巴达风格—特别是与他人的生活相比之下。父母很少称赞或表扬她，几乎从没亲吻或拥抱过她，马克斯娜感情上的唯一慰藉是她生病时前来照料她的祖母。马克斯娜回忆：“我喜欢去她家，能享受大量的关爱。她教我如何缝纫，如何穿珠成项链，为我准备玩具，甚至还给我买了一套木制玩具小厨房，放在她房间的一角，我喜欢待在那里尽情玩耍。”[17]
1917年后出生于党员家庭的许多儿童，都谈到父母亲情的缺乏。在这一方面，苏维埃精英养育子女的习惯与19世纪俄罗斯贵族相比，没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也对育婴室兴致索然，很早就把婴儿托交给保姆、女佣和其他家仆。[18]
安吉丽娜·叶夫谢耶娃1922年出生于布尔什维克家庭。内战时期，父母都在红军服役，得以相遇相识。1920年返回彼得格勒后，父亲成为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的师指挥官。到1925年，他就读于军事医学院，晚上仍要刻苦学习。母亲任职于贸易委员会，等安吉丽娜出生后，开始在外贸学院学习，同样要在晚上苦读。在安吉丽娜的回忆中，童年主要是在管家的照料中度过的：
母亲很爱我，既耐心又细心，就是不够亲热。她从不溺爱，从没与我一起玩耍，希望我像成年人一样行事，把我当做成年人……父亲全心投入工作，我觉得自己只会给他们挡道，肯定是父母的累赘。我非常调皮，不喜欢待在家中，竟是在院子和大街上长大的。我8岁那年，父亲出差去莫斯科，带回一个鱼缸。他不让我出去玩，结果我绊倒了鱼缸，所有的鱼儿洒落一地。他用皮管抽我，我便大声叫嚷：“你不是一个父亲，你是一个继母，继母！”[19]
1923年，玛丽亚·布德克维奇出生于莫斯科党政干部的家庭，父母在苏维埃军队主要出版机构“军事百科全书”供职。父亲与家人分开，单独住一套公寓，这不是因为与母亲的离异，而是因为独居有助于自己的工作。玛丽亚的母亲自己也是苏共内战历史方面的研究员。玛丽亚很少看到父亲，五六岁时甚至怀疑他的存在。她回忆：“我不懂‘父亲’是什么，只知道其他女孩有叫做‘爸爸’的家人，但我几乎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他会在出国旅行后突然出现，非常热闹，给每人带来礼物，然后再一次消失。”[20]
艾莱娜·邦纳的父母是列宁格勒的党干部，从清晨持续工作至深夜，很少看到留给祖母照看的女儿。艾莱娜渴望母爱，“假装爱哭”，还经常装病，迫使母亲留在家里。她羡慕那些母亲无须上班的孩子，相比之下，他们“总是显得非常欢快”；而自己的父母，即使在家时，也忙于党的工作，很少关心孩子。艾莱娜回忆，她9岁或10岁时，“父母每晚都在编写小册子，说是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党的工作就是造房子”。[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