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设想，建设共产主义乌托邦，就是要与旧的习俗和习惯展开不断的斗争。随着内战的结束，他们准备在“内部战线”上发起新的持久战：通过消灭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行为和旧社会留下的陋习（卖淫、酗酒、流氓、宗教），来赢得共产主义个性解放的革命战争。布尔什维克中几乎没有分歧，他们认为改造人性的战役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有争议的只是何时打响第一枪。马克思教导说，意识的改变依赖于物质基础的改变。列宁在介绍新经济政策时承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实现之前—其过程需要横跨整个历史时代—试图在私人生活中创建共产主义道德制度是不切实际的。但为了推行新经济政策，必须撤离私人领域，这又是多数布尔什维克不愿接受的。恰恰相反，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战场每一时刻，积极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家人、居所、内心中保留旧心态，只会对党的根本思想目标造成重大威胁。他们看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本性在新经济政策下日益增强，因此要求加倍努力，予以反击。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27年写道：“不能让所谓的私人生活领域逃离我们。恰恰需要在那里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10]
布尔什维克投入战斗的第一个舞台是家庭。20世纪20年代，他们坚信“资产阶级家庭”对社会是有害的：它是内向和保守的，是宗教、迷信、无知、偏见的堡垒，提倡自我中心和物质占有欲，压迫妇女和儿童。布尔什维克预计，等到苏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家庭将会消亡。其时，国家承担家庭的所有基本职能，在公共中心和公寓区里提供托儿、洗衣、食堂等服务。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可自由加入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大军；激进派相信，以男性为主的婚姻和相应的性道德都会消亡，将被“爱情的自由结合”所取代。
以布尔什维克的眼光看，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最大障碍。苏维埃教育思想家西耶塔·莉莉娜写道：“家庭喜爱孩子，使他变得任性，鼓励他视自己为宇宙的中心。”[11]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同意要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理性之爱”，来取代这种“自我中心的爱”。《共产主义ABC》（The ABC of Communism，1919年）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父母讲到自己孩子时，将不再使用“我的”字眼，将会关心社区内所有的孩子。这种变化需要多久方能实现，布尔什维克内部有不同见解。激进派认为，党应采取直接行动，马上着手破坏家庭。但多数人接受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理论家的论点：在苏俄这样的农业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家庭仍是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单位，慢慢随着国家向都市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再逐渐变弱。
同时，布尔什维克又采纳各式策略—如家庭空间的改造—以加速家庭的解体。为了解决拥挤城市的住房短缺，布尔什维克迫使富裕家庭与城市贫民分享自己居住的公寓—称为“掺沙子”政策（uplotnenie）。在20世纪20年代，最常见的共用公寓由原业主占据主房，让其他家庭搬进偏房。当时，只要符合“卫生标准”（即人均生活空间，它从1926年的13.5平方米降至1931年的9平方米），原业主仍可自由选择合住的房客。很多家庭招入佣人或熟人，以防陌生人抢占。该项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强大吸引力，不仅是新政权宣传的反特权斗争（“反宫殿的斗争！”），更是一次创建集体生活方式的运动。布尔什维克认为，迫使人们住入共用公寓，可让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趋向于共产主义。私人空间和财产将会消失，个人家庭（“资产阶级”）将被共产主义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个人生活将融入社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新型住房设计就以这种改造作为出发点。最激进的苏维埃建筑师，例如当代建筑师联盟中的建构派（Constructivists），建议修造废除一切私人领域的“公社房屋”。其中，包括内衣的所有财产由居民共同使用，烹饪和育儿的家务由各团队轮流负责，大家按性别分睡在不同的大型宿舍，另有专为性生活而设的包房。但这类房子实际上造得很少，仅在乌托邦想象和未来小说中广为流传，如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We，1920年）。大多数确实落成的建筑，如建构派莫伊谢·金兹伯格在莫斯科设计的财政部公寓大楼（1930年），并没采用完全的社区形式。它们既有私人的生活空间，又有社区化的洗衣房、澡堂、餐厅、厨房、幼儿园、学校。然而，新建筑的目标仍是敦促大家，从私人家庭（“资产阶级”）转向集体生活。[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