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拉布金的故事是该项革命原则的典例。1895年，叶丽萨维塔的父亲（本名是雅可夫·德拉布金）尚是学生时就加入了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她母亲费奥多西娅也是党地下工作中的重要成员（娜塔莎），经常带着作为掩护的女儿奔赴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为圣彼得堡的革命者购买弹药（叶丽萨维塔的玩具包裹里藏有炸药和子弹盒）。1905年的革命流产后，叶丽萨维塔的父母为躲避沙皇警察而转入地下。5岁的叶丽萨维塔赴罗斯托夫与祖父同住，一直待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其时，新上台的临时政府释放了所有的革命者。*叶丽萨维塔与母亲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当时的名字）重聚，随即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赤卫队中的机枪手。她在布尔什维克10月25日的夺权中参与强攻冬宫，复又担任其首席组织者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的秘书。这份工作让她走进了斯莫尔尼学院，而她的父亲就在那里工作。[4]
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敦促普通党员以沙俄时的革命家为榜样，牺牲个人幸福，放弃自己家庭，为工人阶级服务。?他们提倡对“大公无私的革命家”的崇拜，构建全新的道德观，以一切献给党的单一原则取代所有的旧诫。在他们的乌托邦憧憬中，革命家是新人的原型—只为公众利益而活的“集体人格”—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由这种新人组成。很多社会主义者把培育新人当做革命的根本目标。马克西姆·高尔基在1917年春天写道：“政治生活的新结构向我们要求全新的灵魂结构。”[5]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从根本上实现“集体人格”，需要“砸碎私人生活的甲壳”。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允许“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存有差别，迟早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的背叛”。[6]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与政治领域截然分开的“私人生活”的理念是荒谬的，因为政治影响一切；所谓的“私人生活”，无不与政治有关。所以，私人领域仍应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和控制。布尔什维克将不受国家控制的私人空间视作孕育反革命分子的危险温床，认为必须予以揭露和铲除。
这次遭遇之后，叶丽萨维塔很少看到父亲，他们各自忙于自己的革命活动。1917年之后，叶丽萨维塔继续在斯维尔德洛夫办公室工作。在内战期间（1918—1920），她参加了红军，先是做医疗助理，后来成为机枪手，参与在西伯利亚、波罗的海、俄罗斯南部向西方列强支持的白军或反革命军队发起的进攻。她在抗击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白军的东线战役中，甚至在父亲指挥下投入战斗。其时，父亲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高级职务，充当苏维埃军队的指挥中枢，该委员会以托洛茨基为首。叶丽萨维塔经常听父亲向战士发表演讲，但从没走近他。她后来说，自己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关注私人事务”。整个内战时期，他们只相遇两次。第一次是在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的葬礼上，第二次是同年稍晚在克里姆林宫的正式会议上。到了20年代，父亲和女儿都在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见面更加频繁，甚至有一段时间住在一起，但仍然无法亲近。他们分开得太久，无法培养亲情。叶丽萨维塔回忆：“父亲从没对我说过他自己。我现在才意识到，等他去世后[1933年]，别人讲起他，我才开始对他有所了解。”[7]
内战不仅是对白军的军事斗争，还是对旧社会私人利益的革命斗争。为了应付白军，布尔什维克开发了第一套计划经济（战时共产主义），后来成为斯大林五年计划的原型。他们试图杜绝私人的贸易和财产（甚至计划以配给来取代金钱）；向农民征集粮食来养活城市和军队；征召数百万劳动大军奔赴“经济战线”，包括伐木为薪、建筑道路、维修铁路；强制推行实验性的集体劳动，让人们住进工厂附属的宿舍和营房；向宗教开战，迫害神职人员和教徒，关闭数百座教堂；钳制所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异见者。在内战的“内部战线”上，布尔什维克发起反对“布尔乔亚”—前沙皇官员、地主、商人、富农、商贩和旧知识分子—的恐怖运动（红色恐怖），因为这些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白军和其他“反革命”的潜在朋友。布尔什维克相信，如此凶猛地清洗社会，是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