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例一]阿扎尼亚人民组织案—疗愈与和解的开始(1)

许多在种族隔离时代犯下暴行的加害者纷纷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坦承他们的恶行,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也保护他们免受被害者的控诉。然而,本案的关键在于,真和会这么做是否有违宪的嫌疑?南非的真和会在全世界都受到推崇,因为它树立了一个国家得以用非复仇的方式疗愈过去历史伤口的典范。然而,也有批评者认为,真和会让过去的加害者得以不必为罪行负责,这在道德上是无法接受的。如今,阿扎尼亚人民组织(The Azanian People’s Organization,简称AZAPO)与受害者家属联合起来,质疑授予真和会权力的法律违宪,该条文不仅能让施虐与暗杀的凶手免受刑事起诉,还保护他们免于民事责任。宪法法院否决了他们的挑战,因为临时宪法(Interim Constitution)的结语当中已明言表示应对那些人提供全面性特赦,以换取他们提供有关过去的真相。以下的文章摘录自伊斯梅尔·马霍麦德的判决,他当时是宪法法院副院长,后来还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首席大法官。文中呈现出宪法起草者们责无旁贷需要面对的艰难选择。

马霍麦德副院长:

任何有良知的人若是知道曾犯下邪恶暴行的人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在这片土地之上,因特赦保护而不受合法的追究,免于罪责,都会觉得如坐针毡。然而对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需要有更深入的理解。在那些惨绝人寰的暴行发生时,无论是当时的法律还是习惯文化都不易于我们的公开调查、定罪与矫治。当时的法律是允许对人的囚禁与侦查的,其习惯文化也如出一辙。在这段令人感到羞耻的时期,很多事情都被掩盖、粉饰,因此我们很难挖掘真相。许多人的至亲至爱忽然谜一般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多生死未卜。其他有些人是自由被剥夺、人格遭践踏,名誉在水火不容的冲突当中因为彼此抹黑而遭严重的侮蔑。不管是善良的老百姓还是穷凶极恶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

在集权主义与缺乏公开信息的文化当中,真相被隐匿在历史的微小隙缝当中。档案被封锁,证人不是无处可寻、已经死了,就是不能或不愿意出来作证。唯一还有迹可循的就是悲痛不已的幸存者对往生者的记忆,然而,在严格的法律检验之下,这些记忆往往无法转换成客观、可靠的证据。《真相与和解法》(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Act)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解决这个难题,它鼓励那些曾经被虐待、折磨、重伤、杀害的受害者家属或幸存者将他们的悲与痛向大众讲述,好让这个新国家的人民都知道他们曾经做错什么,而更重要的是用集体的力量帮助他们挖掘他们的亲人究竟怎么了?他们人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谁需要负责?真相,受苦受难的人亟需知道的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那些犯下禽兽般暴行的人知道他们若是全盘揭露真相就不会接受处罚,才更有可能昭彰于世。这么做并不表示那些加害者本不应受罚,他们应该的。

若没有赦免的保障,就没有鼓励人们坦白从宽、交代案情的诱因,受害者殷切期盼的真相大概就会石沉大海。有了这个诱因,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新宪法能够良好运作所必需之条件。受害者家属将获得大力帮助以挖掘真相;加害者将有机会卸下纠缠他们多年的良心不安与罪恶感以重新做人;国家将得以开展治疗过去历史伤痛的漫长旅程,消弭愤怒、伤痛与结构性的积习以追求“和解与重建”,而这正是临时宪法之结语在历经艰难与痛苦的挣扎之后决定要保障之特赦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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