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分析法院判决到底对真实的历史事件有什么影响是不容易的。实质的影响很可能在于司法诉讼使得该事件受到更多的公众关注，而在审判过程中被提出的证据与观点很可能比判决本身对公共生活有更大的影响力。但不管法庭上的交相攻防如何尖锐、冗长，这总是远胜过发射子弹。将我们这个时代的烫手难题交由司法机关来审理，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根据国际公认的公平与正义价值来进行，便是在我们与佣兵团与暴力（无论是替政府效力的还是反政府的）之间划下了一条泾渭分明、不可逾越的界线。它以务实的做法应对迫切的问题，同时协调三个国家的政府、法院和执法部门，彼此面对并审慎地思考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它也再次向南非的社会大众宣示，在我们这个宪政民主国家里，一切的国家权力都必须在宪法的规范下行使。它指出了这个与我们休戚与共的国家的核心价值，也说明了坚持原则和理性辩论的重要性。它证明我们业已摆脱威权主义，并迈向以法律以及法律保障下的说理与权利为尊的文化。
世界各国的法官们想必都会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重危机而头痛不已。作为一名法官，或就算只是一个平凡人，只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要对这些危机无动于衷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这个时代我以作为一名法官为傲，不仅仅因为我是南非这个拥有进步宪法的国家的法官，更因为我属于一个坚信基本人权与自由的跨国法律人社群的一分子。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关塔那摩湾监（Guantanamo Bay）监狱的问题展现出我认为是坚定且周到妥切的立场时，那便让全世界的律师都感到与有荣焉。同样令人振奋的时刻还有，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同侪对刑讯以及自由社会的本质表达出同样坚定且明智的立场。当考验来到时，若我们作为法官却未能透过判决宣扬我们国家所拥戴的核心价值，那便会是我们的失职。而当我看到许多遍布各地的法律同侪，尽管他们国家的宪法不如南非的完备，依旧致力于守护一个开放且民主社会的精神，认真严肃推动其实现，而非仅仅只是高谈阔论、哗众取宠，那么此时的我不仅因为身为一个法官而感到骄傲，更在艰巨的挑战当中看见蓬勃滋长的希望。我们将见证到林肯所说的，那股保护吾人心中“善良天使”[8]的智慧与道德力量。
[1] “民族之矛”主张以武装抗暴来推翻南非国民党政府及其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繁体版编注，后同）
[2] 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1899—1973），英国著名剧作家、作家、导演、歌手，善于讽刺中上阶层，以机智与夸饰闻名，当红于1960与1970年代。
[3] 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1888—1989），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留下九百多首由埃拉·费兹杰拉德（Ella Fitzgerald）等名歌手传唱的歌曲，其中包括《白色圣诞》（White Christmas）、《脸贴脸》（Cheek to Cheek）等脍炙人口的曲子。
[4] 南非官方语言之一，约有七百六十万的使用者。
[5] 将受虐者的脸部用毛巾蒙住并且洒水，让受虐者以为自己即将溺水而死，因窒息感而产生心理恐慌。
[6] 马普托（Maputo）是莫桑比克首都与最大城市，当地的蒙德拉内大学（Eduardo Mondlane University）是该国最大、最古老的大学，其名是为了纪念成立莫桑比克解放阵线（Mozambican Liberation Front）的人类学者爱德华多·蒙德拉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