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安分的西伯利亚人在新职位上没什么事可做，时刻处于密切监视之下，以防他在政治上进行捣乱。每天早晨，一班又一班几乎不经伪装的克格勃特工在他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徘徊，观察进出他办公室的人。他的房间和电话都被监听。列夫·苏哈诺夫给彼尔姆的人打电话，抱怨他们的工作环境。一个克格勃的友好线报告诉他，这通打到彼尔姆的电话已经被注意到了，他可要小心了。
莫斯科的报纸仍受党的摆布，不允许发表任何关于前莫斯科领导人的正面新闻。叶利钦还去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但常常被忽视。2月，巴黎《世界报》发表了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关于叶利钦那次秘密发言的描述，绘声绘色，包括关于赖莎干涉戈尔巴乔夫工作的指控。戈尔巴乔夫命令外交部发言人根纳季·格拉西莫夫在一次媒体介绍会上申斥《世界报》发布假新闻。他对于叶利钦本人不否认对赖莎的指控感到愤怒。
慢慢地，叶利钦的痛苦平息了。他开始一个人在街道上散步。认出他的人都停下来冲他微笑，跟他握手。这些迹象初步显示，长期对政治无感的大众开始关注政治，而叶利钦因为让人们表达出不满，从而在党的机构外面获得了群众基础。
接下来的一个月，轮到叶戈尔·利加乔夫不自量力了。在戈尔巴乔夫出国期间，这个党内二把手让报纸发表了一篇列宁格勒的学校老师妮娜·安德里雅芙娜写的长信，内容是为斯大林主义价值观辩护，要求停止民主改革。利加乔夫派一个团队前往列宁格勒润色这封信，他想将它推为一个党的新方针的声明。尽管这封信显然是反经济改革的，报纸编辑们也不敢拒绝发表。整个国家都屏息等待事态的发展。
当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后，他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对此给出了一个冗长的回复，谴责这封信是在攻击他的改革，并命令《真理报》的编辑发表他的回复。改革政策又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激进分子又倾巢出动了。戈尔巴乔夫没有辞掉利加乔夫，只是这位死脑筋的狂热分子的影响力被削弱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报纸编辑变得更加大胆。挑战共产主义正统性的书籍和戏剧开始出现。寂静多年的教堂也被允许鸣钟了。在莫斯科中心普希金雕塑前的非正式聚会也批准了，这样不满的平民就可以宣泄被压抑的情绪了。在这些临时的聚会上，人们逐渐开始反复有节奏地大喊：“叶利钦！叶利钦！”前莫斯科领袖成了不满情绪的引雷针。
叶利钦不在的期间，如果说生活水平发生了任何变化的话，那也是变坏了。一个流行的段子描述一只狗赞扬经济改革，“我的锁链长了点，我的狗盆远了点，但我现在想冲谁叫就冲谁叫”。政治局发动了一次动机良好的禁酒运动，但结果是灾难性的，伏特加严重短缺，政府收入也急剧下降。糖的供应也满足不了需求，因为糖都被买去非法制造一种叫samogon的烈性酒了。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推进这次改革，宣布共产主义不应该建立在伏特加税的基础上。利加乔夫则是到了荒谬的程度，竟然下令清除克里米亚的百年陈酿。另一则段子讲的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俄国人在山顶上测试回声。美国人大喊“波旁威士忌”，然后听到几次“波旁威士忌”的回声。俄国人大喊“伏特加”，传回来的回声是“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