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躲在背后的人的动机是什么？首先，正如政治分析人士布拉蒂斯拉夫·格鲁巴季奇（Bratislav Gruba?i?）对我所说的，“就是对付米洛舍维奇”。这些曾受米洛舍维奇重用，接着又被其抛到一边的人是在报复。其次，正如一位曾经与米洛舍维奇很亲密的消息人士解释的那样，“保他们自己的命。还有钱，你懂得，大量的钱。可能还要保住他们的自由”。还有试图与即将上台的政权达成一些和解。这里似乎主要指佐兰·金吉奇，一直有谣传说之前他曾与前秘密警察指挥官会过面。当我问金吉奇为什么在秘密警察的总部没有出现像东德人占领斯塔西（Stasi，即国家安全部，东德的秘密警察）那样的大规模游行时，他慌乱地回答道：“不，我们认为那里有宝贵的装备，那些东西是每个国家都需要的。”我对此感到很吃惊。
仅此而已，我再重申一遍，仅仅是基于可靠消息的推测而已。进一步证实需要调查，但我无意调查。这根本不像1989年罗马尼亚那样，在罗马尼亚，一群政府的前官员组织了政变，还把它伪装成一场公众革命。但是贝尔格莱德是一座人与人之间存在最奇怪关系的城市。除了武装部队出于爱国心的克制与和平公众抗议的天鹅绒力量外，要解释没有出现严重的镇压现象，似乎确实还缺点什么。如果一点旧式的巴尔干阴谋促成了这样的结果，那么为旧式的巴尔干阴谋欢呼三声吧。
10月5日，星期四的下午，一位妇女死在一辆卡车的车轮之下。一位老人死于心脏病。国家电视台的总编以及许多警察和游行人员遭到了毒打。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有两名警察死亡。就这些了。在这个表面上仍然由米洛舍维奇统治的国家，藏着大量的枪支，人们使用起来已经驾轻就熟，在这里没有什么奇迹。
这四个因素—基于先前多党政治的选举、新式的和平革命、短暂的革命性大转折和一些阴谋—的结合有助于解除世界各地的记者抵达贝尔格莱德时遇到的困惑。不同的反对派领导人喜欢用不同的手段：吉伦特派的科什图尼察总是希望采用和平、合乎法律和宪法的手段，按照自己设想的方式公开开始；雅各宾派的金吉奇更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而其他人介于他们两者之间。这一事实也有助于解除世界各地的记者抵达贝尔格莱德时遇到的困惑。
三
从形式上来说，塞尔维亚的超级星期四过去四天后，反对派中掌权的只有总统一人。我们坐在联邦宫的时候，科什图尼察先生揶揄道：“没错，当时只有我一人。”他是这片土地上的法定继承人。两星期后，反对派与米洛舍维奇的前执政党社会党和武克·德拉什科维奇的塞尔维亚复兴运动党在组建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过渡政府方面达成了一致，大部分真正的行政权力都在该过渡政府手中。这似乎很可能包括一些旧政权中积极妥协的代表。
你可以到处看到悄悄叛变的人。在一个省城，奥特波尔的活动分子正在向叛变者分发象征性的管装凡士林。但是每一个新的民主国家都需要这些阿谀奉承的机会主义者。人们仍然担心米洛舍维奇东山再起—吸血鬼从坟墓中出来，但他的社会党的主要成员已经在呼吁他辞职。他的社会党可能确实还有政治前途，就像后共产主义时代欧洲其他地方的后共产主义社会党一样，只是没有了他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