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井医生为躲避大火的热浪，把脖子以下都埋在河面下。风势越来越大。尽管水面很狭小，但水位越升越高，很快躲在桥下的人就站不稳了。藤井医生向岸边靠拢，蹲下身，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臂抱住一块大石头。后来周围有了一些空隙，藤井医生和他的两个护士沿着河岸往上游，挪动了大概二百码，到了浅野公园附近的一个沙嘴。很多伤员躺在那儿，町井医生和他的家人也在。爆炸时，他的女儿正在户外，她的手上和腿上都有严重的灼伤，幸运的是脸上没有。尽管藤井医生的肩膀疼得厉害，但是他还是好奇地查看了女孩的灼伤，然后才躺下。尽管周围满目疮痍，但是他为自己的仪表感到羞愧，他对町井医生说，他穿着血迹斑斑的破烂内衣就像乞丐一样。下午，火势开始减弱，他决定去郊外长束的父母家。他叫町井医生和他一起去，但是町井医生因为女儿的伤势说要和家人在沙嘴上过夜。于是，藤井医生和他的护士一起先走到牛田。在那里，他在还未完全损毁的亲戚家里找到了他之前存放的急救物品。两个护士先帮他包扎，然后他又给她们包扎。他们继续往前走。街上的行人不算多，但大量的伤员在人行道上坐着或躺着，有的在呕吐、等死，有的已经死了。一路上，他们看到的尸体数量多得让人困惑。藤井医生怀疑一枚“莫洛托夫花篮”能否造成这一切的惨状。
藤井医生在晚上抵达距市中心五英里的父母家，但房子的屋顶已经坍塌，所有的窗户玻璃也都碎了。
一整天，人们都不断涌入浅野公园。这个私人花园距离爆炸中心很远，里面的竹林、松树、桂花树、枫树都还活着，这个绿意盎然的地方吸引着人们前来避难—部分是因为人们认为如果美国飞机再次来袭，他们只会轰炸建筑物；部分是因为人们觉得绿色植物象征着凉爽和生机，而且公园里精心雕琢的岩石庭园和平静的水塘、拱桥非常亲切、自然和安全；也有部分是因为人们（根据一些在公园里避难过的人的说法）想要躲到丛林里去的动物本能。中村太太和孩子们是最先抵达的那一批人，他们在河边的竹林里待了下来。他们都感到口渴万分，直接喝了河里的水，立刻感到恶心，开始呕吐，持续了一整天。其他人也感到恶心，他们都认为身体不适是因为美国飞机投下了毒气弹（可能是因为刺鼻的电离子味道，事实是原子弹裂变产生的一种电击的味道）。当克莱因佐格神父和其他神父进入公园后与遇到的朋友点头致意时，中村太太和孩子们正难受地卧倒在地。一个居住在教区附近名叫岩崎的女人坐在中村太太附近，她站了起来，问神父们应该待在这里还是和他们一起走。克莱因佐格神父回答道：“我根本就不知道哪里是最安全的地方。”于是她待在了原地。那天晚些时候，尽管身上没有明显的外伤，但她还是死了。神父们继续沿着河边走，在一处灌木丛边坐了下来。拉萨尔神父躺下后就直接睡着了。神学院学生还穿着拖鞋，随身带了一包衣物，里面有他准备的两双皮鞋。他刚和其他人一起坐下，发现包布开了一个口子，一双没了，只剩了另外两只。他顺着原路走回去，找到了右脚的一只鞋。回来后，他对神父们说道：“真好笑，那些原本重要的东西失去了意义。昨天这两双鞋子还是我最重要的东西，今天我却不在乎了。一双就够了。”
切希利克神父说道：“我明白。一开始我也想把书带上，但随后就想到，我哪有时间看书啊。”
谷本先生拿着水盆走到公园的时候，里面已经很挤了。而且要分清活人和死人也不容易，因为大部分人都睁着眼睛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对西方人克莱因佐格神父而言，河边寂静的竹林是他一生中见过的最令人惊惧的惨烈场景。几百个重伤者一起躺在那里，伤者都一声不吭，没人哭泣，更没有人痛苦地喊叫，没人抱怨，那么多人死去，都没有发出声响。甚至没有孩子也没有哭闹，几乎没有人讲话。克莱因佐格神父把水端给那些伤者喝，他们的整张脸几乎都被热辐射灼得血肉模糊，但是喝完后他们都还微微起身向他点头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