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混淆性爱与宗教信仰的倾向让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徒(Mormons)在盐湖城大胆地寻找着自己的庇护所。在那里，他们可以任意追逐，相互厮混。在同样的驱动力之下，基于“基督共产主义”、优生学以及为了“性爱”而非“生育”分享爱妻的理念，约翰·汉弗莱·诺伊斯于19世纪40年代在纽约北部创立了“自由性爱”奥奈达殖民地。进入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之后，政府逐渐减少了西部地区性交易许可证的发放，开始管制那些新兴城市、妓院以及破产的南部佳丽们经营的老公寓楼内色情交易。尽管如此，宣称自己有一个私生子(“妈妈，妈妈，爸爸在哪儿？”竞争对手曾如此嘲弄道，“去白宫了！哈哈哈！”)，加之对非法性交易的不屑态度，并没有妨碍格罗弗·克利夫兰当选美国总统。安东尼·康斯托克则发动了一场针对罪恶的改革运动，立志要铲除图书馆、邮局以及舞台上一切淫秽的事物。早期的几个女权主义者，尤其是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在争取女性选举权的同时也大力宣扬性爱平等。作为一名作家和报纸编辑，伍德哈尔在康斯托克法案颁布之后被捕入狱，其原因是她曝光了著名传道士亨利·华德·比彻和他至交的妻子之间的地下情——有关这件伤风败俗之事的新闻标题就和后来美国总统与女实习生之间的绯闻一样骇人耳目。进入20世纪之后，医学仍旧无法适应“性生活”这个新课题，特别是在面对女性的相关问题方面。1900年，一位医生撰写了一篇有关成人女性性反应的文章，然而《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的主编退回了他的投稿。1916年，曾经担任过护士和助产士的玛格丽特·桑格在文章中大力批判女性对于自己生殖命运的自主缺失。桑格大力反对由教会人士以及医生签名支持的有关避孕的相关法律禁令。对于这位后来领导了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的女人，历史学家H·G·威尔斯预测说：“我们的文明有史以来就是一部血脉相承的生物史，而玛格丽特·桑格会是其中的女英雄。”在图书馆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比尔·马斯特斯发现妇产科领域十分排斥性爱相关的事宜，好像医生们只喜欢孩子的出生所带来的那种喜悦，却把那些促成出生的过程视为下流的事情。在英国，哈夫洛克·艾利斯医生整理了一长篇关于性心理的历史，着重强调了愚昧对于男女所造成的恶果。他在1927年写道：“对于爱的艺术全然无知且对性生活的自然本质缺乏准备的女人，如果有了知识、技巧以及对丈夫的体贴，她们的婚姻可能就会少一些恶果。但是事情并不如此。”在美国，马斯特斯的经验告诉他，诸如乔治·华盛顿·科纳和维拉德·艾伦这样富有天赋的医生是绝不会涉足性爱这个课题的，即便他们的研究总是围绕着它。马斯特斯在图书馆中翻阅到的前美国妇科协会主席罗伯特·L·迪金森医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表于《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的一篇文章上下划线标注到：“纵观人类顽固的性需求，让人十分好奇科学发展中却唯独对性生理的核心少有涉足。考虑到不可救药的种族婚俗习惯，我们有理由把预防医学引入到夫妻健康中，好让爱和生育保留那一丝的尊严。”迪金森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于《美国医学学会杂志》上的另外一篇文章中用委婉的话语提到，应当保证新型卫生棉产品的卫生质量。为了战胜父母心里对于这种塞入自己女儿阴道的东西的反对，他争论道，用作卫生巾的老式衬垫，会挑逗性地摩擦女性的外阴。迪金森写道：“老式的垫带加上局部狭小空间的热度，就是女人为什么有节奏地局部摩擦以获得性快感的原因。”
出于专业的自豪，马斯特斯并不打算用委婉圆润的话语对过去进行辩驳。他一心想要搞清楚人类性生理的本质，用最专业的医学术语对其进行描绘。当最初和谢普利校长提及此事的时候，他并没有详述对性爱研究所设想的有关细节。他把自己的计划定位为学术自由。然而现在，得到了谢普利概念上的认同之后，他觉得有责任告诉校长自己脑子里的确切想法。
一番寒暄客套式的玩笑之后，谢普利终于问道：“关于此事，你有什么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