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社会上有关女性的争论都离不开性这个话题。在法国，詹森主义者(the Jansenist)认为政治革命早就已经被放纵的性欲消耗殆尽了。他们的谴责得到了英国加尔文教徒以及那些奔向新世界的清教徒的强烈反响，他们带领着巫婆搜寻那些没有孩子的女人，据他们说，她们的不孕全都缘于魔鬼。即使是马丁·路德，这个在教会里谴责独身主义的伟大新教改革者(Protestant)，也把女人视为低人一等，在他看来，女人只是男人罪恶的欲望以及他们繁衍后代所需要的被动容器。“依靠自己的女人是不完整的，”路德在1524年寄给3位修女的信中写道，“上帝创造了女人的身体，她应当陪伴男人，为他生儿育女。”
到了工业时代，移居城市的人们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再也不用像从前在农村里那样没日没夜地辛苦劳作了。性爱作为提供农业人口方式的这一重要意义亦在不断弱化。在城市里，家庭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女人不断地争取着教育以及选举权方面的平等，诸如“不得使用童工”这样的进步理念也逐渐进入了公众视野。医学的焦点逐渐从灵魂转移到了人体本身。早期的先驱之一，被视为现代外科学创始人的约翰·亨特医生，对于手淫导致阳痿这个普遍的旧观念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盗墓还未被明令禁止之前，亨特是盗尸贼的忠实客户，通过解剖那些坟墓中挖出来的尸体，他掌握了人体生殖系统的内部器官结构。据他的传记记载，亨特声称自己完成了全球首例人工授精，在对梅毒以及淋病的测试中，他甚至把自己作为实验的对象。当他尝试通过妓女给自己的阴茎接种这种性传播疾病时，据说事与愿违，并未成功。当时许多冒牌医生混在合法医生的队伍中，声称可以治愈所有的性功能障碍，到处兜售药水，祸害百姓。苏格兰人詹姆斯·格雷厄姆因为号称自己治好了德文郡公爵夫人的不孕症而名声大噪。出于感激，夫人资助格雷厄姆开设了格雷厄姆疗养所(Grahams Temple of Health retreat)，在那里，伦敦人可以听有关药物效力的讲座，读他所写的《爱的讲座： 给已婚男女的私密建议》(Lecture on Love; or Private Advice to Married Ladies and Gentlemen)节选，或者接受轻度电休克治疗的刺激。以现在的标准，花上5万美元，英国最富有的夫妻便可以在振动的“神仙床”上逍遥一晚上。格雷厄姆承诺说，当两人在这个精妙的装置里被爱之愉悦强烈地骚动后，任何贫瘠的“土壤”都会变得多产。
早期的美国社会深受西欧影响，在性爱方面表面上信奉着基要主义，私下却是不拘传统、功利至上。在讲道坛上，科顿·马瑟以及其他人都用“火焰硫磺”那永远的磨难诅咒来训诫人们，告诉人们那些屈服于原始欲望的人会下地狱。“如果有人……陷入了可耻的邪恶，”这位哈佛校长的儿子责骂道，“那就请全社会一同来指责他。”为了防止人们忘记这些教导，纳撒尼尔·霍桑在自己1850年出版的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描绘了一位激情与性压抑交加的女主人公，讲述了她在承认通奸之后背负的象征清教徒罪行的大“A”字的故事。尽管有这么多清楚的警告，然而，在13个前殖民地，性爱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在南方，至少有一位白人开国元勋由于自己的黑奴而遭到了惩罚；而在北方，聪明却世俗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曾指出床上的经验远比年轻貌美更有价值。他建议说：“夜里的猫都是一样的灰色，熟女所带来的肉体快感只会好、不会差，任何事都是一个道理——熟能生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