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长安城的市井男女来说，人生里最不能错过的热闹有三桩，一是春日去大慈恩寺旁听高僧俗讲，二是元宵在西市街头掺和胡人踏歌，三是随时到县衙门口围观人间奇案。尤其是这第三桩，因为可遇而不可求，更是分外要紧。若能赶上什么毒杀亲夫、残虐前子的人伦惨剧，那便足以充当一生一世的谈资，便是发白牙松之时，也能拍着大腿跟后生们感叹：“你是没赶上永徽年间的那次毒妇游街哟！”
这个“哟”字，自然要说得回肠荡气，就如记忆里那一去不复返的大好时光。
因此，咸亨元年的春末夏初，当长安县的一次泼皮争产渐渐演变成带有香艳色彩的人命大案，又陆续拉扯进了几位刚刚入选的官家人时，整个长安城都轰动了。
这一日，晨鼓刚刚响起，长安县县衙门前的空地上就有人开始探头探脑，待得红日初升，附近里坊的闲人已三五成群地聚拢了过来，没过多久，住得远些的好汉们也陆续赶到，连小贩们都闻风而至，在渐成气候的人群里高声兜售着刚刚收来的胡饼和浆水。
等到太阳爬上了衙门前那棵老槐树的枝头，这里已是人头攒动，除了满脸兴奋的各路闲人，居然还有不少看上去极为体面的人物——那打扮低调、言谈文雅的，多半是昨日才拿到告身的新晋官员；那装束利索、神色倨傲的，自然是给贵人办差的管事。他们的到来，不但让县衙前围观群众的档次陡然上升，连带着附近几个酒楼靠窗雅室的费用也水涨船高，视线最好的几间已涨到了五千钱一间，而且还在持续攀升。
离县衙最近的薛记酒铺里，掌柜抬头看了看座无虚席的大堂，低头又看了看柜台下钱盒里那些闪闪发亮的金饼金块，眼睛已眯成了两条缝。
他的头顶上一阵脚步声响，几个闲汉笑嘻嘻地走下楼梯，围拢在柜台前，领头的抬手便丢了块金灿灿的东西进来。
掌柜低头一看，半边眉头顿时挑得老高。闲汉低声笑道：“这是最后一间了，某掂量着得有二两，成色也好，足足抵得一万钱，掌柜是夹一半下来，还是待会儿让我家兄弟过来装钱？”
掌柜毫不犹豫拿起夹子，瞧准地方一用力，金饼齐齐整整断成两半：“四郎挑一块去！”
领头的闲汉哈哈一笑，眼珠在两块金子间滴溜溜转了七八个来回，才貌似随意地抓了一块：“掌柜果然痛快，下回再有这样的活计，一定记得叫上咱们兄弟！”
掌柜苦笑着点头：“这还用四郎吩咐？就只是不晓得再有是哪年哪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