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食物战争(5)

平均而言,农民最后能留给自己食用的谷粮,比他们在集体化之前所拥有的少1/3。但在某些地区,情况要更糟得多。特别是在乌克兰—这个富庶的农业区所生产的谷物一向远超过所需—政府设定了非常高的收取额度。当预期中的大丰收没能实现时,地方官员奉命加强搜索被藏起来的存粮。斯大林下令,即使只保留一穗小麦不交给国家,也将处以死刑或10年监禁。一位参与者回忆:“我自己也参加了这场行动,在乡村搜索,寻找藏起来的谷物,用铁棒在地上探查松软之处,有时可循此找到藏匿的谷物。我和其他人一起掏空乡民的储物柜,对于儿童的哭喊和妇女的号啕声充耳不闻。因为我深信自己正在完成乡村的转化。”当人民开始挨饿时,士兵被派去守卫大仓库,里面存放着政府搜来的谷粮。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记录下农村饥民的绝境:“人们的脸、腿和胃都肿胀起来……现在他们已饥不择食。他们捕捉小耗子、大老鼠、麻雀、蚂蚁、蚯蚓。他们把骨头磨成粉来吃,也将皮革和鞋跟如法炮制;他们把旧皮毛切细,做成面条般的东西,他们煮胶水。当青草长出时,他们开始挖出草根,吃叶子和新芽。”

在1932年11月的一场演讲中,斯大林论称,搜集谷粮之所以如此困难,都是阴谋破坏者和“阶级敌人”所造成的。他认为农民故意阻挠他的集体化方案,借以挑战政权的威信。他宣称:“某些集体农场和农民如此打击国家,对此,共产党员若不回以致命痛击……那就太愚蠢了。”1933年2月的另一场演讲中,斯大林赞同地引述列宁(Lenin)的名言:“不劳动者不得食。”一份3月的官方报告陈述:“农村组织不折不扣地采用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让他们去死吧!”斯大林的本意并不是要执行集体化而导致人民挨饿,但若那些拒绝变革的人饿死了,那将是他们自己的错,因为他们太过懒惰,以至于没能种植足够的食物来喂养自己。

1933年初,苏联实施国内护照的制度,以防止人民从乌克兰和北高加索闹饥荒的村落逃往城市。一份俄共政治局的备忘录抱怨“在乌克兰的偏远地区,搜集谷粮的行动完全失败,十分丢脸”,并呼吁官员“粉碎阻碍谷粮搜集的阴谋”,而且要“根绝面对阴谋破坏者时所怀的消极、自满心态”。1933年3月,负责乌克兰集体化计划的斯坦尼斯拉夫·柯希欧(Stanislav Kosior)在呈交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指出,农民尚未从饥荒中得到足够的教训。柯希欧宣称:“在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为播种所做的准备并不令人满意,这表明饥饿尚未将正确的判断力教给许多集体农场的农民。”

乌克兰的一位高级官员哈塔耶维奇同志(Comrade Hatayevich),将这场饥荒的政治性质赤裸裸地勾勒出来。他解释,1933年,“饥荒夺走了好几百万条人命,但集体农场制度会在此延续下去。我们打赢了这场仗!”饥荒结束于193 年。当时,斯大林缩减国家收取的谷物量,并勉强让步,允许农家拥。当时,斯大林缩减国家收取的谷物量,并勉强让步,允许农家拥当时,斯大林缩减国家收取的谷物量,并勉强让步,允许农家拥有一小块田地种植蔬菜,饲养一头牛、一头猪,以及至多10只羊。接下来 0年,为国家提供大部分粮食的是这些私有土地,而非集体农场。

农业控制的败北

什么因素造成苏联在1991年瓦解?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是俄罗斯的一位资深从政者,在苏联衰落后的时代任职于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政府。根据盖达尔的看法,苏联政权之所以解体,多半是因为它没办法喂饱自己的人民。粮食危机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悄悄笼罩苏俄,而其根基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便深植于斯大林的工业化计划。由于领导阶层执迷于工业转型,致使农场工人不如工厂工人受重视,其薪资也远低于后者。结果,住在乡村的人一逮到机会便移居城市,在工厂找工作。随着都市人口扩增,农业生产力则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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