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人在这个世界上很无助，父亲的亲戚排斥我们，把父亲的死怪罪在妈妈头上，我们只能默默承受。每天凌晨，我摸黑走1 英里去报社，早上4 点到达。在那儿，我把成捆要投递的报纸为报童准备好，让他们投遍韦斯特伍德（Westwood）的所有商店。此外，每天早上，我还要拉着我的小红玩具马车走上数英里，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挨家挨户地把报纸投到千万个家庭的信箱里。
当然，这份工作也给我带来了额外惊喜——报纸里经常夹有免费的面包优惠券，我会剪下一些来，拿去超市，兑换成面包，然后骄傲地拿给妈妈。妈妈会用面包做出各式各样的食物，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布丁面包、三明治，把面包切成细条早上蘸着碗里的牛奶和糖吃，把两条面包叠到一起当晚餐吃，把涂满黄油和肉桂的土司风味面包作为小吃。面包是我们的主食——而且经常是我们唯一的食物。
周一至周五早上，我在指定的线路上投完报纸后，还要不情愿地去上学。每天早上走完10 英里后，我头脑清醒、警觉灵敏，而我的大部分同学刚从被窝里爬出来，准备去学校。4 个小时的行走令我的大脑比大部分孩子都要亢奋。
父亲去世后，我的心一直笼罩在阴影之中，对学习一点提不起兴趣。老师经常重复一些我在小学就已经学过的东西。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上学不是强制性的，我就不会去学校了。事实上，父亲走了之后，由于缺少监督，我经常旷课。
学校根本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挣钱、打棒球和到处走走。也许是因为父亲去世后，我和家人一直处在“求生”模式下，所以我无法预测未来，只能活在当下，得过且过。我几乎也没时间去学习和做作业。放学之后，我还有别的工作要做：我得快点赶到五金店或干洗店，在那里做清洁工或干粗活，一小时能挣50美分。我的工作包括掏出脏衣服口袋里的钢笔、铅笔、糖果和任何会损坏干洗机的东西。
当然，我也会掏出许多硬币，有时甚至是美元大钞。我的最高纪录是30 美元，在那个年代这已经算是巨款了。每次我都会把这些意外之财拿回家给妈妈，她看到后，眼里就会放出光芒，像看到了圣诞树一样。除了走路，我的另一个喜好是棒球，我对此很着魔。除了上学和打工，我一有时间就会去打棒球。我妈妈的一个远房亲戚皮特· 戴利是接球手，效力于波士顿红袜队。所以，我也成了接球手，梦想着能进红袜队，梦想着在芬威球场（Fenway Park）上，打中一个全垒打后，慢跑环绕所有垒包一周，向观众脱帽致意。我从来没想过别的职业。打棒球是我的梦想，我可以用力击打，可以快跑、运球、投球、接球，以及做其他任何动作。只有在这时，我才会自我感觉良好。我的偶像是泰德· 威廉斯（Ted Williams，1918 ～ 2002，美国职业棒球球员和经理），我总是穿他的9 号球衣。
棒球赋予我力量，它给了我目标。
20 世纪60 年代，随着美国侵入越南和深陷柏林危机，每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面临着征召入伍去打仗的命运。我曾目睹了许多年轻的职业棒球球员应征入伍，例如泰德· 威廉斯，从此中断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我可不想这样，所以我决定先为祖国服务，再成为一名职业棒球运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