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帮我脱掉鞋和袜子后，他先用酒精清洁了我的脚，然后喷了冷却剂，最后开始寻找新的潜在问题。他发现了两个潜在的水疱，于是在每根脚趾上都绑了管状的脚趾绷带。换上了崭新的袜子和鞋，我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已过中午，我还得走34 英里到万宝路(Marlboro)，才能结束今天的行程。很显然，要完成今天的目标，我需要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很长一段时间。当我答应媒体上午10 点从科普利广场出发时，我就知道天黑之前走不完，但我要履行对媒体的承诺。
到达克利夫兰广场（Cleveland Circle）时，我已经走完了15 英里，还剩32 英里。将近下午2 点了，我感觉脚上又起了新的水疱。因为不适，我已经换了两次运动鞋，旅程刚开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又走了几个街区，经过波士顿学院，缓缓走下心碎山。对每位波士顿马拉松的运动员来说，这座山都是出了名的克星。心碎山在赛道上大约18 英里处，这些小山太陡峭了，以致于许多运动员都中途退赛，所以被取名为“心碎山”。
晚饭之前，我斜靠在车里的双人床上小憩。我打开电视，调到第4 新闻频道。电视上正在播放出发之前记者玛丽· 埃伦· 伯恩斯在舱口纪念音乐壳剧场对我的采访。查尔斯从来没见过自己上电视，这一刻，他笑容满面，或许是因为他迷恋上了那位金发碧眼的美丽女记者。休息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查尔斯检查我的双脚能否重新上路。它们已经面目全非，满是绷带和水疱的伤痕。我开始怀疑它们能否一天行走40 英里。天气太热，我之前训练的日子里没有这样的酷热。
查尔斯帮我挑破脚上的水疱，敷上抗生素膏，这至少使我暂时感觉好些了。我又开始行走，疼痛也随之回来，但我强忍着，并对自己说，坚持下去，一步一个脚印。我不能慢下来。
黑夜拉开了序幕。我筋疲力尽，累到骨头都酥软了，脚上的水疱起了一层又一层。但不管怎样，我还是逼着自己上了另一座陡峭的山峰，它就在那儿—3 英尺（1 英尺约等于0.305 米）宽的马拉松黄色条纹起跑线横在路上。我到了！我的反向马拉松就在此结束！我俯下身来，手掌撑在条纹上，亲吻起跑线，用尽全力大喊：
“我做到了！”
我们都笑了。查尔斯把车停了下来，我爬到车里休息。
“你怎么了？”他问。
此时我的情绪又占据了上风，五味陈杂的感觉只有自知。“我通过起跑线了，”我告诉他，“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没法解释，也不确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走完心碎山已让我精疲力尽，但还要走完最后8 英里才能到万宝路。继续走之前，我需要先休息一下。躺在这寂静的夜晚，我甚至能听见两万双运动鞋拍打赛道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