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开始开世人的各种玩笑。柏拉图拿不定主意是把女性归为理性人还是牲畜，可见他不明白女人之权柄不在智慧，而是美貌。贤人固不缺理智，但他时常把理智用错了地方。信徒们大白天也给圣母玛丽亚点上蜡烛，却将仿效贞洁生活忘得一干二净。至于那些经院哲学家，神能否以恶魔、驴子或葫芦的形式显灵这种问题，可以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教士们笃信基督的仁慈，便用火与剑来维护，不惜信众血流成河。教皇以基督代牧自居，但他们更对地产、税款和至尊的地位感兴趣。有些教士对钱财倒是很能自我克制，但一碰上酒和女人，克制力却变得踪迹全无。
抨击信仰的堕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普通人对这类言行不一的表现也会忿忿不平，况且与路德的《95 条论纲》相比，伊拉斯谟的语气要客气得多。甚至他对哲人连篇累牍的挖苦也不难理解，毕竟这种人在餐桌上经常扫人的兴。有意思的是，伊拉斯谟还嘲笑教会卵翼下的科学研究。他说那些想从自然界寻找上帝合理性的人，开辟了无数个领域，其胸有成竹的样子，俨然是大自然造物主的私人秘书。他们手拿皮尺，一寸寸丈量日月星辰，解释风雨雷电和其他神秘现象。而且他们非常幸运，因为有很多人对他们的研究深信不疑。
这样的话不但反映着他的性情，也提醒我们他是生活在一个智力极为活跃的时代。但他的终极追求并不是“真理”，这使得他与我们所说的“进步”思想无缘。今人多以为真理远胜过错谬，伊拉斯谟当然不会认为错谬也是真理，却觉得与错谬相比，它未必具有道德和社会优势。
他更喜欢童稚的愚拙，普通人的常识，所以总是不失时机地表现出犀利的反智主义，意在揭示人类犯下的很多错误，并非愚蠢所致，反而是因为过于聪明。有些话常会让我们想起老子的“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好在伊拉斯谟此类言论止于幽默而不流于刻薄，也许他很清楚，一个反智主义者透露出的机智，可能要比他的对手更多。
伊拉斯谟追求素朴，但他的讽世文并不粗鄙。《愚人颂》大概属于那个时代最典雅的文字了。他也心仪于古罗马文明，但并没有像马基雅维里那样崇拜实力政治。比较一下他写的《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与马基雅维里几乎同时写成的《君主论》，便可知道这两人有多大的差别。
用无常之事开永恒的玩笑，以痴情揭理智的短处，甚至拿昆虫的幸福来对比人类的智巧之累，诸如此类的乐趣贯穿于《愚人颂》的始终。不过在说反话之外，伊拉斯谟平生用力最多者，是用真正的经文——而不是教士们的低级说教——去开导世人。这也是一个时代信仰体系正岌岌可危的可靠标志。他重新翻译和注疏圣经，出版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新约》，用意在于正本清源。伊拉斯谟生性不是行动者，他更乐意在书斋里用注经来印证自己的信仰。他说：“世上最引人入胜者，莫过于用做琐事来显示你之所为绝非琐事。” 果然，他的圣经版本成了马丁·路德奋起革新的诱因。
当罗马教廷和路德打得不可开交时，双方都想把他拉入自己的阵营，伊拉斯谟发现自己身处两个极端之间，这让他感到无所适从。他的确对路德抱有极大的同情，假如他倒向路德，或有可能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场伟大的运动衔接在一起，可是他并无这样的野心。他确实希望教会好自反省，但并不想离它而去。人在这样的位置上，更易于察觉是非之间相互渗透，对抗的损益亦未可知。这或可为讥讽提供不竭的源泉，却让人很难将自己的观点说明白。到了必须选边站的关键时刻，这种立场也最易于引起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