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有这些思想在当代公共哲学中仍充满活力，但是在今人看来，阿克顿或许是个很老派的人物。其实不仅我们，即使在一百多年前他的同代人眼里，也难免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想法。他的贵族身份，他坚持让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与自由主义并行不悖的努力，他的普世主义情怀和保守立场，与此后百多年来精神生活的大气候格格不入。当年哈耶克创立“朝圣山学会”之初，曾建议用阿克顿和托克维尔的名字来为学会命名，就几乎让到会的美国人拂袖而去。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不乐于把阿克顿引为同道，并非没有他们的道理。大概他们对阿克顿曾为美国宪政做过的出色辩护并不领情，倒是忘不了他不但有美国文化所讨厌的贵族身份，而且还给南方坚信联邦制的蓄奴分子说过好话——这也是一个从正确的理由推导出来的错误结论，因为他总是固执地认为，在维护自由宪政上，权力的平衡比权利的平等更重要。
其实，从阿克顿经常受人冷落的思想遭际中，我们看到的还是政治世界为价值排序这个几乎无终极解的难题。一时一地的问题，决定着一个社会在选择价值上的优先顺序。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民族独立，公共精神，私人空间等等，如果撇开时间因素不谈，无一不是极可取的价值，但它们又是只能在历史中，在具体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才能被人类选择，从而得到真实生命形态的价值。阿克顿所做出的选择，是自由和信仰无条件地高于其他价值，并且认为能够保证其安全的，只有建立在权力制衡原则上的宪政制度。我们可以把这看作只是他本人的信念，甚至是一个历史学家一厢情愿的反历史的偏见，不少人也会因此而批评他在平等、民主和人权方面的思想缺失。可是我们也没有理由忽视他教给我们的智慧：无论什么样的统治，只要存在不受限制的权力，都有走向腐败的倾向。他为此提供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绝对权力有可能“败坏良知，麻木心灵，使它失去对环境的理解力”。和阿克顿给人留下的史以载道的印象相反，他这些反复强调权力制衡的观点，说到底并非单纯来自他的信仰或理念，而是一种以信仰为根基的经验主义，或曰史家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