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都不应该擅自替学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在大多数时候，教师们都跃跃欲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一直是教师职业的一大威胁。）教师和作为整体的大学该做的反而是：提供一点帮助，让学生通过艰辛努力来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诚然，像我的学生一样的大学生有很多优点。在竞争企业、政府和高等教育本身的职位方面，精英院校让它们的学生受益良多。他们一入学，即使之前没有金钱优势的人，也已经朝心仪目标迈出了一大步——尽管不一定是朝着弄明白什么是值得要的。实际上，对于某些人来说，回答这个问题的难度跟他们所拥有的选择数量成正比。很多大学生第一次远离父母，虽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有Facebook、Skype和Google Chat之类的工具，他们从未真正远离。看起来，他们的选择可能是无限的，但各种强力在驱使着他们，包括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期望。经济上有压力的学生还面临着特别的问题，但来自优越家庭的学生也一样有问题。
在当今时代，大学里的这些差别如果没有消失的话，也应该减少了。当然，对于所有学生来说，分享自我发现的想法，对于刚入校的新生来说，意味着告诫，而对于要离校的高年级学生来说，意味着告别——这种想法被人提出来太多次，现在，它也成了陈词滥调。在其他文化里，这会是个另类。但美国的大学一直跟欧洲的大学有根本的区别：在欧洲的大学里，学生们有望在他们进入大学之前就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以及他们会些什么）。即使在牛津和剑桥这样古老的英国大学里，也是如此。学生在17岁左右申请这些大学“读”这个或那个学科，一旦入校，他们很少冒险冲出选定的正式学习的领域。而相比之下，在美国——由于经济的繁荣超过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国家——我们竭力延后为学生做出再次选择的时间，推迟必须做出决定性选择的日子。1850年，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他17岁时就结束了正式的在校教育——写道：“捕鲸船是我的耶鲁和哈佛大学。”他使用“大学”这个词作为他“发现自我”之地的代名词。
几年前，在西南弗吉尼亚州的小小卫理公会高校埃默里和亨利（Emory and Henry）学院，我偶然发现了一名学生收藏的一份手稿日记——巧合的是，它也是1850年写的。一个春日的夜晚，在参加完学院院长的一场布道后，他感到烦恼和不安，于是，在日记中，他做了如下记录：“噢，神会指引我如何思考和如何选择。”这句掺杂着愿望和请求的话，在今天听来，有点陈腐。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如果不是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的话，神不再是请求的目标，他们很可能不会进入同样的教派大学。很多美国的大学一开始是教派院校；但是今天，宗教信仰完全是个人的事，需要做出处罚的违规数量极少（即使针对剽窃这一学术罪行的规则，执行起来也很宽松），很少有大学的校长会出于教义或道德纠正的目的而干涉学生的私人生活。属于大学的精神权威时代早已远去。然而，对于大学应该致力的方向，我还从来没碰到过更好的简洁陈述——“指引我如何思考和如何选择”：一种反思的辅助工具，一个场所与过程，年轻人在其中衡量自己的天赋与激情，并开始以一种忠实于自己且对他人负责的方式厘清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