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星期后，我起身前往安克拉治，去实现“买买东西”和“喝喝啤酒”的“美好愿望”。我本计划在星期五早晨出发，但暴风雪把机场跑道铺上了一层厚厚的冰，我只得推迟到星期六下午出发。
出发前，碰到前任校长，现在是安那拉卡利特区办公室行政官员，从飞机上下来。来这里之前，他对我们撒了弥天大谎，我期望他至少能问候一下“最近可好”，但是，他却只是塞了一把钞票到我手里说：“到诺姆过夜，足够你在那里住世界级的北极星酒店。”说完他就爬上琼斯的三轮车，往学校去了。
北极星酒店还真是“世界级”的，当然这要看你在什么“世界”。凌晨三点，有个醉汉想破门而入，坚称我是莫德—— 一个曾跟他老婆同床共枕过的男人，他要杀我报仇。这里没有电话，门是用三合板做的，没办法上锁。我只得先把柜子推过来挡住门，以给自己预留找寻“武器”的时间。
“我手上有枪！”我大声喊。
“很好！”他吼回来，“我去拿我的枪！”他跌跌撞撞走下楼梯。
我追下楼来到大厅，发现没有值班人员，公共电话厅竟然没有电话机。外面有辆计程车，驾驶员正裹着睡袋窝在后座里。我先叫醒他，然后冲上楼，把所有东西塞进背包，坐上计程车赶往机场。机场没人，但门是开的。航班因机械问题而延误，我坐在那里等了九个小时。没有暖气，寒风穿过门窗、衣服，直刺肌肤。各种硬件设施都非常差。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唯有矗立着的迎宾广告牌是完好无损的，上面这样写着：欢迎光临诺姆。
我庆幸自己能活着抵达安克拉治希尔顿饭店，但两天的训练课程，只剩下不到一小时。大约有五十名老师在会议室里，而会议的内容是这次培训的总结报告。一块大幕布告诉我，主持研讨会的是来自阿拉斯加东南部斯卡格卫的布鲁斯·柯利。这是一个胖嘟嘟的男人，笑容很容易让人觉得他是个热心肠，他正在播放以前的“未来问题解决项目”竞赛的幻灯片，同时耐心地讲解着。我在昏暗中寻找放置“白令海峡校区”牌子的桌子时，一个白人青年老回头看我。有两位老师——名片提示他们分别是派提和李，和我坐同一桌。两人都很年轻，大约大学刚毕业的年纪。李剪了个小平头，派提则是长发。我们友好地握了手。
“原来你就是接替我的笨蛋。”李小声说。
派提靠过来。“督学没告诉你甘贝尔学生的事吧？”
“什么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