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 年8 月15 日清晨，我们乘坐的小飞机在白茫茫的大雾中从诺姆（Nome）起飞，之后便无聊地一路向西飞去。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有爱斯基摩人生活的圣劳伦斯岛。我们将在那里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我和太太玛丽将在当地的学校任教。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我的太太玛丽负责一、二年级的教学，我负责高中班。
越接近目的地，玛丽和两个女儿就越紧张。我非常理解她们的心情，一方面为接下来的生活担心，一方面又迫不及待地想要一睹圣劳伦斯岛的真实模样。即使到现在，我仍清楚地记得，她们想要尽早看到我们将要生活好几年的新家的那种急迫神情。
10 岁的梅雷迪思坐在飞机驾驶室后面，看上去很是沉着冷静。她已有所准备，她登机之前告诉我说，她知道生活在圣劳伦斯岛尤皮克（Yupik）的爱斯基摩人之间将会是一种冒险，但她会勇敢面对这一切。我知道她这样做是为了取悦于我，是为了向我表明——她永远是支持爸爸的乖女儿。但我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我真的不想让我的家人带着任何负担开始这次冒险。
6 岁的格雷琴活泼好动，但此刻她虽然有芭比娃娃相伴但却怎么看怎么都不像是很高兴的样子。她双手搁在窗户旁，鼻子紧紧贴着玻璃，活脱脱一副囚犯的影像，我的心不禁一酸。
“妈妈，我们快到了吗？”她问了不下十次，“我们是在地球的尽头吗？”
“差不多。”玛丽回答她，顺道用哀怨的眼神瞧了我一眼。
我凝望玻璃窗，脑子有点乱，同时在想很多事。
飞机要设法从雾的下面穿过，所以飞得很低，窗外深蓝的大海一览无余，感觉浪花似乎就要溅到机身。我注视着窗户玻璃上倒映着的自己的影像，陷入了沉思。它困扰着我，因为它使我想到我曾做过的最差劲的决定。但不管怎样，这一次已经毫无退路。
的确，前路迷茫，但我仍坚定地告诉自己，向前走，决不后退。
终于，雾渐渐消退，好像是被上帝的手突然间拍散一般，一片浅褐色绵延不断的苔原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它看起来仿佛一大块巧克力，充满了诱惑；然后是光秃秃的低矮山丘，零零散散，点缀其间。
飞机忽然倾斜着绕过一个岬湾，大鹅卵石让小飞机在相较之下显得更小。
当驾驶员把机翼拉平后便转过头，拨了拨遮住眼睛的头发，扯了下破旧的飞行夹克，模仿艾德·麦克马洪（美国著名喜剧演员）的语气郑重宣布：“甘贝尔（Gambell）到──到──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