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边界从来是不确定的，主流文化也从来不是凝固不变的对象，它是在吸收、协调和融合各种社会文化的基础上达成的，葛兰西文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一立场上的。如果我们赞同这一立场，那么应该承认，所谓主流文化不仅是时代的产物，是意识形态运作的结果，它还与一定的社区人群、阶级、文化习惯和传统相应合，在葛兰西的理论中，一种主导文化的形成有不同社会阶层的意志、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博弈，它不是单边主义的产物。葛兰西对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既有分析，也有所警惕，倒还没有技术的阴影笼罩。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文化的格局有了基因突变，技术因素在文化中的作用，突然膨胀起来，横行天下，为此波兹曼写了《技术垄断》一书，描述了文化一步一步向技术投降的可怕历程。虽然文化进展从来就与物质技术密切相关，这从人们对文化的命名如石器时代文化、青铜器文化、铁器文化等等上就可以见出，但是那时人们没有波兹曼式的恐惧，通常新技术和新媒介的出现和运用是相对缓慢的，似乎在等待社会的消化和接受。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新媒介技术突然没有了往常的耐心，一下子就撑破了所罗门的瓶子，蔓延开来，有掌控一切的势头。
新媒介技术和互联网的产生不依赖于人们已有的文化习惯和传统，而是要改变人们的文化习惯，即新媒介技术的使用者必须适应新的规范，而不是在原有的规范中逐步改进，这里有某种逼迫就范和限制的意味。新媒介文化会给人们带来压力，但是，这既不是社会道德的压力，更不是法律的压力，对于某一年龄层以上的人来说是唯恐落伍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新时代和新媒介技术的产物。以往，每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产生，都带来堕落的可能性，例如20世纪20年代，人们讨论的是电影对青少年的害处，60年代，关心的是电视会否教坏孩子，但是，最近我知道家长们最大的担忧是怕电视会看坏孩子的眼睛，而不再是道德担忧。这种情形只有最近一二十年才逐渐显现，在互联网出现以前，基本是青年人受到来自传统的压力。文化规训是年轻人进入社会的前提，然而，新媒介文化似乎将这一情形颠覆了，使得中年以上的人群担心被新媒介技术所淘汰。他们并不担心被流行歌曲所淘汰，不担心在服饰穿戴方面落伍，但是却担心被某种技术形态所淘汰，这或许就是技术垄断的真正含义。
也因此文化的分层出现了新的现象，以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分转换成传统文化和新媒介文化的区分（当然这里的传统文化和新文化是相对意义上的区分，不是某些教科书中的概念区分）。
这真是所谓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掌握政治权力和文化话语权的是中年以上的人群，而开拓新文化形态的主导权却落在青年人手中，这种文化和政治的二元人群对立，使得今天的文化格局呈现复杂的权力关系。即传统的权力、意志的权力与新技术的权力（如果新技术也可以看成权力的话），有点分道扬镳的意思。在往昔，它们之间的配合也并非严丝合缝，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其实正是看到了权力与技术之间的缝隙，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会迫使生产关系作出相应的改变。生产力的发展依仗于新兴技术，而生产关系是基于传统和某种权力之上的，它们之间的矛盾是社会演进的助推器。但是这一回，形势更加严峻，即新媒介文化形态不是从以往的文化中脱胎出来，不是从旧文化的内部生长出来的，它既不和以往的文化呈正相关关系，也不是呈反相关关系，既不是类似于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也不类似于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或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关系。新媒介文化提示人们，在历史长河中，文化除了有传承的一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面，还有更多断裂的、并置的、突变的现象，这一切，在新媒介介入的情形下都凸显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