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站在解构主义的立场看也是如此，即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在具体的陈述中，人们无法将语言分成截然的两个部分——修辞的和非修辞的，因为通常是为了运用某种修辞手段，整个表述都要为此调整，由此在具体的话语实践中，人们难以确定修辞和非修辞的明确界限，它们理所当然都可归在修辞的名下。当然，人们还可从语用学的角度，即在互动交往中，在具体的交流语境中，而不是在有关的教科书中，深入领会修辞的实践过程和意义，修辞其实渗透在全部的语言交流和人际交往中。
但是即便如此，以上这些均无法取代字符的创意表达，因为新字符的出现增加了表达空间的维度，这是电子文化以前人们不可想象的维度。特别是这类新字符是以图像/图符的方式面世，给各种创意表达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图像/图符的变化和差异也许远比我们预料的要丰富、细微、多样，而且它们一旦被创造出来，往往是成系列地涌现（当然是以原有的动画形象为基础）：如“兔斯基”系列、“悠嘻猴”系列，或更年轻一代人所乐意使用的“小破孩”系列、“蜡笔小新”系列、“可爱包子”系列、“绿豆蛙”系列等等，我们能想见其中的喧闹和幼稚。也许在这方面，今人和原始人相差无几。相比几千年逐步成熟起来的人类语言和文字，这类创意表达只有不到十年的历史，要求自然不能太苛刻。
2.视觉生动性
图像/图符提高了视觉的生动性，即便某些图像/图符不一定赏心悦目，但是其新异、灵动和形象性却有着难以言说的感染力，并发挥着多重效能。当然这种生动性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有简便的输入法，使得这一切在实行过程中不那么烦琐，便于操作。
人类早期文字是有视觉生动性的，无论是象形、楔形还是线形，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朝着相反的方向演进，缩减其形态的生动性，走上实用、规范的路子。特别是拼音文字，几十个字母便解决一切问题。然而即便是拼音文字，当初也有其视觉生动的历史，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据说就是兼具表意和表拼音的两种功能，生动而有意趣（当然也给后人的破解出了大大的难题，设置了大大的障碍）。例如古埃及鸭子图形的象形符，既表鸭子，另有“??之子”语义，又可表“sa”这个音。① 但是如此形象活泼的文字，后来却慢慢步入了拼音字母的规范，我们可以设想是为了文字传播的速度和效率，为了更加实用的目的，而牺牲了其形象的生动性。
当历史翻到新的一页，当简便有效的输入系统替我们解决了速度和效率等问题时，人们似乎在召回象形字符，也许就是为了其视觉的生动性。
或许这里应该回答视觉的生动性和语义的关系问题，即视觉的生动性对语义的理解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然，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回答的问题，或者说这不是单凭语言学或修辞学可以回答的问题。不过修辞学的旨归既然是运用表达技巧以获得某种特定的效果，那么从这一立场出发，人们就能发现，视觉的生动性其实就承担着修辞功能。它不是由语义的转换、移置、繁衍等来达成，而是通过形象来影响表达或接受心理，以传递感染力。自然，生动性永远是相对的，任何修辞手段的重复使用，都会产生“审美疲劳”，但是表达的新途径一旦打开，新的图像/图符即可随时插入，使得符号能指又有了难以预料的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