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国民的文物意识大大提高，认识到文物即宝物，只要打地底下挖掘出来的，都是好东西。无论是一枚石针，一片瓦当，破碎的陶罐或残缺的农具，统统都搜集起来，放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供人鉴赏。这里除了全民文化程度的提高，还应该归功于央视的《国宝》《档案》等一类节目和一些博物馆的免费开放，普及了人们的文物意识。不过，这类节目有些最后落脚点还是在宝物上，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值不值钱！就如北京台的《鉴宝》节目，最后的关键，是落在市场价格上，这也是吸引眼球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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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宝物，宝物却不一定是文物。但是搁在几十年前，这一观念是倒置的，宝物可能是文物，文物不一定是宝物，或者肯定不是宝物。特别是那些不能搬到自家院子里据为己有的文物。如北京的城墙是文物，但是体量太大，不能放置在博物馆，当然更无法据为己有，搁哪儿都碍手碍脚，干脆拆了修二环路，那些墙砖搭个柴火棚，垒个鸡窝什么的还有些用场。再如大型洞窟中的佛像，矗立在那里，风吹日晒，日渐褪色，倒是不碍人们什么事，但它们不是宝物，难免被砸毁的命运。笔者20世纪70年代曾到过龙门石窟，许多佛像的肩膀上都没有脑袋，那是反“封资修”的年代，估计砸整座佛像是一个体力活儿，光去掉脑袋既不太费劲，也表达了反对封建迷信和“破四旧”的决心。尽管是“封资修”，如果是一尊金身或玉佛，那待遇就不同了，肯定被保护起来，转移到博物馆或地库里，那不是佛爷的面子大，而是那金玉的材质魅力大。
没有到敦煌之前，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在我的印象中是骗子加强盗一类的人物，他们盗走了大量的中国文物，以今天的观念，他们骗走的都是好东西，大胆而狡诈，但是在百多年前，不仅是王圆箓，恐怕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是傻子，想想他们拉走的是些什么东西啊，是一堆“废纸”，残缺不全的经卷、各种写本，上面抄写着谁都不认识的奇奇怪怪的文字。万里迢迢而来，怎么就看中这么些陈年古董了？
按照学者钱存训的说法，1907年斯坦因在藏经洞和敦煌附近拉走了七千来卷写本和其他文物，多半是佛经，还有儒家和道家的经典、先秦诸子、史籍、韵书、诗赋、小说、变文、契约、各种公私文件，此外，还有一些梵文、粟特文、波斯文、回纥文及藏文写本，另外还有家常书信，如其中有七封信是粟特商人写给他们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亲属的家信，信中述及通信的困难、商品的价格、银的兑换率和一些家常琐事（见钱存训《书于竹帛?纸卷》）。
斯坦因似乎也没有冲着财宝而来，尽管先后拉走了上万件文物，也没有因此而发财，在这些文物中纸本居多，能值几个钱？也只有放在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才有价值。据说他终身未娶，一生节俭，没有房屋私产。当然斯坦因是有收获的，不仅写出了一大摞研究著作如《古代和田》《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考古记》等，还换来了“敦煌学开山鼻祖”等各种学术声誉和显赫头衔，英国乔治五世还授予他印度帝国高级爵士爵位。但另一方面也留下了恶名，按照弗洛伊德学说来理解，他是将力必多全投射在考古学和文物研究上了，所以在攫取西域文物上贪婪无比，后来竟然将不能搬动的壁画切割下来掳走，实际上是毁坏了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