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化的承传是复杂而多变的，仅仅由于新媒体和新文化的产生而给某种古老的甚至稍早的文化形态下死亡判决书是轻率的。文化的分类和解析方式也是多样化的，除了听觉/视觉、口头/书面、白话/文言、印刷/电子等，我还把它解析为两个层面，符号和话语。符号是排他的，无法兼容，用了中文就不能用西文，有了甲能指就无法同时使用乙能指；话语是兼容的，海纳百川，在一组陈述中可以组合不同的思想和观念。符号的意义差异是共时性的，离开了共时性就无法定位；话语是历时性的，往往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的。话语的继承，既有正相关关系，也有反相关关系，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对伊尼斯“传播的偏向”就是正相关关系，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而言也是正相关关系，而新老自由主义和夹在其间的凯恩斯主义则是反相关关系；新历史主义与克罗齐的思想有正相关关系，而对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则是反相关关系；荣格的或帕洛阿尔托小组的心理学思想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既有正相关也有反相关关系。当然无论是正相关关系还是反相关关系，都是有承传和某种逻辑在，还有非逻辑的融合和拼贴，后现代话语就是如此，大杂烩。所以20世纪以来，西方无论有什么样的新思想都可以被“中国化”，化得好不好，合理与否是一回事，就话语层面而言，基本是多种思想交汇，古今中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领土是有国界的，国界划得不清楚，会产生纠纷和战争。思想和话语是有倾向而没有国界的，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各有倾向，却并不对应于具体的鲁国、楚国或秦国。自然有人试图将思想和国土对应起来，强调文化的纯洁性或民族性，不管其用意如何，结果总是徒劳的。并不是说不存在文化的民族性，只是说文化的演变不是朝着预先设定的民族性方向前行，这和生物遗传类似，“自然选择”要比人为的干预更有创意，更能出奇制胜。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表现在文化方面，如果为了文化的民族特色而对思想和话语进行封锁，不仅不可能发展出辉煌的一乡一土的特色文化，还会适得其反，迅速导致文化的衰落。思想禁锢对文化的繁荣最具杀伤力，文化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它总是在互相交流、借鉴、吸收和融合中逐渐丰富、深厚、博大。丰富博大也会走向烦琐，烦琐会回归简约，这一过程虽然也可以说是人为的，但却是不可规划的，正如不可计划人的情感和思想，不可规划什么时候会有新的发明创造面世一般。
中华文化的发展不可能在拒绝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达成，或者说中华文化从来是在和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中逐渐变得丰厚博大。外来文化说来抽象，其实蛮具体，战争、移民、传教、通商、留学、翻译、技术交流和文化论争、领土版图的扩大或缩减等等，都会引进外来文化。如果不是与军事侵略并存，那么我们只能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侵略这个词。特别是媒介全球化的时代，如果用显微镜来检测文化的肌理，会发现每一条纤维都融合着各种文化因子，成分复杂。因此即便是最古老、最纯正、最本土的文化，也融合着后来的或外来的因子。今天我们无法直接走近古老的文化（甚至包括考古学，因为对出土文物的鉴定和阐释是一门现代学科），我们接触的是经前人一再阐释的、器物和观念混为一体的对象。所谓文化传统，是由经典和经典的阐释话语共同构成的，就如我们面对的《论语》早已不是2500年前的竹简木牍，而是经历代圣贤或编撰或注释或转手的《论语》解读话语。传统文化是流，不是仅仅指源头。传统文化有时也是一种宿命，无论其优劣，后人无法轻易解脱，而且必然要承受。媒介手段的变化会改变文化的形态，新媒介带来新文化，但是传统文化的内容会浓缩成某种形式（我们有时称之为“精神”）保留下来，当然是“有意味的形式”。讲《论语》就是一种形式，无论在课堂，还是在电视台，或者在网络博客，均意味着当代人和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精神联系，至于讲得怎样，那就另当别论。关键是能持续不断地被讲，一代接一代地讲。其实“精神”就是通过形式保存下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