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到第六年的时候，有一天，一个年纪较大的看守到牢房里来看我，问我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我对他说，如果我死了，你们把我的心挖出来，切成碎片，会看到每一片都是红色，没有一点别的颜色。他说好好好，不要激动，我们了解你，说完就赶紧离开了。过了不久，看守打开我的牢门，说有人找我谈话。我跟着他出了门，我知道，审讯室在右边，但他却带我往左走，那儿有扇从不打开的门，这时却打开了，我跨出去，走进一间小屋，里面坐着公安部七局局长凌云——这是我后来知道的。他开口就说，我代表人民政府向你道歉，我们错误地关押了你。他说，我们愿意采取任何办法尽量予以弥补，你要回美国，我们可以提供资金让你开始事业，我们可以送你到欧洲旅行，如果你选择留在中国，我们会在南方给你提供一个别墅，你用不着工作。嗨，用不着工作？我最需要的就是工作！我说我最不愿意的是不工作，而且希望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他说好，组织部门的同志会跟我谈工作的事。
除了工作，我只问了一件事：魏琳怎么样了？我曾经问过多次，他们一直告诉我她很好，她在等我，这一次，他们告诉我，三年前魏琳就跟我离婚了，现在已经再婚。
谈完事，我要回牢房拿我的汉英大词典——这是从斯坦福大学起就跟着我的好朋友，我却不记得是怎么带到监狱里的了——老白说，你不用再进去了，我给你拿出来。
这一天，是1955年4月4日。我在监牢里，已经度过了六年多的光阴。
我在一个女看守的家里住了一天。他们家就在监狱的大院子里。她丈夫是审讯科的科长，他们有两个小孩，叫我美国叔叔，一家人都待我很好。他们鼓励孩子们跟我玩，说这是一位很好的美国叔叔。我觉得，虽然我在他们家里只住了一天，但他们的善意对我回归正常社会起了很好的作用。我还觉得，虽然当时的工作制度并不完善，但公安人员个人的品质是很不错的。
老白说你可以出去玩，我真的出去了，一走竟走进了北京展览馆，在一个画展上看到了正在凝神赏画的邓拓。
猛然惊觉，我又回到了人间。
第二天，我搬到了华北饭店。监狱管理科的王科长先带我到中组部恢复组织关系。万万没有想到，中组部办公厅主任是在张家口曾同住一室的朋友韩劲草，他一看到我就流泪，走过来拥抱我，说真糟糕，把你关了这么久。接着谈我的工作，我被一阵悲观情绪席卷，说，我已经成了个老古董，还能干什么呢？老韩显得很难受，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说，我不应该发牢骚，我可以学习。并表示愿意回新华社。他说，现在新华社和广播电台分开了，从工作考虑的话，广播电台更需要你，因为新华社原来有一些外国专家，但魏琳在电台，恐怕你会觉得不方便。我说没关系。中宣部负责人事工作的同志找我谈具体工作，然后新华社的吴冷西也找我，广播电台的梅益也找我，都想让我到他们的单位工作，这些都是老新华社的朋友，我并无偏爱，最后还是选择了更需要我的广播电台，成为广播事业局唯一的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外国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