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摇摆中，我决定来一个假自首。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承认是特务，他们会判我十年二十年刑，把我送到某一个荒僻的地方劳动改造，我会表现得很好，他们最终会发现我不是特务。这样，我的嫌疑最终能够洗刷，而党也不受损失。
我确实没干坏事，但编造假自首，也能找到一些“根据”。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的时候，CIA的前身OSS的前身SSU（ Strategic Services Unit，战略服务部）曾到我们班上挑选志愿者，准备把他们空投到中国的敌后，跟八路军取得联络。我很高兴地报了名，但没被挑上，我的两个同学挑上了。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被空投，大概没有吧，听说他们后来到了桂林，搞解密工作。另外，我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的时候，我们视察部的主任，这个人原来是陆军情报部的上校，还有我们的副署长，发现我喜欢解放区，都说过希望我留意有关的情况。我把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串连起来，编了一个故事，说我答应了上校的要求，就到解放区来了。这样编，不涉及解放区的任何人，不会连累别人。
我跟哨兵说，我准备自首。第二天上午，师哲来了，他让我坐下，说你准备坦白？我说是。他两眼瞪着我，问：你是特务？我看着他的眼睛，突然呜呜呜呜地哭了，边哭边说我不是我不是。师哲很生气地来回走动，说，咳，你不相信我们，你也没有理解我们，我一开始就告诉过你，隐瞒是犯罪，夸大也是犯罪，谁让你说假话？看来这个事情我们还得重来。最后他说了一句：你应该经得起这个考验。听了这句话，我如获至宝，看来确实是考验，是整风。事实证明，这种摇摆对我的精神产生的破坏作用很大，如果能够始终面对现实，后来的情况可能不会那么糟。他让我回去好好考虑交代，说你是有问题，不是没有问题。
回去坐了两天，徐科长又提审了我。这一次，他满面笑容，说，师哲同志批评了我，说我对你帮助教育不够，以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就提出来，我来帮你。
又过了两三天，还是这个徐科长提审我，这次又变脸了，特别厉害。他说，李敦白，你以为你很聪明，以为骗得了我们，我告诉你，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
然后把我放了几天没理。我坐在黑屋子里，觉得非常苦闷，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明白徐科长为什么翻云覆雨，脑子高度紧张。就在这个时候，哨兵拿了两片白色的小药片给我吃，说我们发现你最近感冒了，这是给你的药，我说我没感冒，他说反正你得吃药，不吃就灌。此后，每天三次、每次两片让我吃药。记不清吃了多长时间，因为脑子乱了之后就不知道是否继续吃了。这个哨兵姓白，后来到北京对我的看管松下来后，已经成为看守的老白拿了另一种药给我，说这种药是为了解除以前那种药的药效。关于这种小药片，我后来问过曾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大夫，据他讲，当时给俘虏营的部分战俘吃过一种药，其作用是刺激神经，让人紧张，睡不好觉，倒没有别的坏作用。我吃的可能就是这种药。
我确实觉得精神极度紧张。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老同志，没穿军装，我以前没有见过他。他开始态度很和蔼，问我，李敦白，你觉得最近身体怎么样，情况怎么样？我说我觉得没有问题。突然，他也变脸了，说，我们发现你很相信美帝国主义，你也很怕美帝国主义，比怕我们还要怕，你应该怕我们，再不交代，有你好看！他们这样变脸，也大大增加了我精神紧张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