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领受过两次通向监狱的“特殊任务”，第一次是1949年初在东柏坡。
我在东柏坡是突然被抓的，那应该是1949年2月中下旬。当时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北平和平解放，我们正期待着早日前往北平。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廖承志处报到。我兴冲冲地到达后，他给我看了一份由刘少奇签署的命令，让我和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到北平执行特殊任务。我以为，即将承担的任务一定与处理中共跟美国的关系有关，很可能是为即将建立的新政权沟通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我很激动，我终将承担历史赋予我的重要使命，终将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留下自己身影。我匆匆忙忙地回宿舍收拾了几件衣服和盥洗用具。没时间跟妻子魏琳告别了，我留了一张纸条给她，说我先走一步，我们很快就会在人民的新北平见面。
与我同行的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师哲。我上了师哲的吉普车。他穿着军装，好像还穿了一双小短靴，是个出远门的样子。我很高兴与他同行，我们原来就认识，我的印象中，他是位很和气的老革命。事后回想，有两件事比较特别。第一件，出发前，我正跟廖承志聊天时，新华社记者丁明拿着一个塔斯社的电报跑进来，说“臭名远扬的美国特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另一件是告别时廖承志拥抱我，说小洋鬼子，不要太担心，事情总会搞清楚的，你可不要像“刘备进荆州”那样。按说这两件事都是非同寻常的，斯特朗我那么熟悉，怎么可能是美国特务？而我虽然看了《三国演义》，刘备进荆州是怎么回事却毫无印象。照常理，这两件事我都应该问一下，但我正沉浸在高度兴奋中，脑子自动屏蔽了这些疑问。
车上还有一个年轻的干部，后来知道他姓徐，别人叫他徐科长。师哲坐后排，年轻干部开车，我坐副驾位。我们的吉普车越过滹沱河，往北开了一段，车上还聊起刚刚听到的斯特朗被驱逐出境的事，师哲显得很吃惊的样子问我“真的吗”？走了一会，年轻干部突然说：糟糕，我忘了拿暖壶，路上没有茶喝。师哲说：路途很远，还是回去拿吧。吉普车调了个头，再次越过滹沱河，到了一个听起来叫“怀社”的村子的一个地主大院门口，他们俩走了进去，让我坐在车里等。过了一会，年轻人出来对我说：师哲同志有点事，要耽搁几分钟，你不如进来喝茶吧。
我下车，走进这个大院。院里有东西两个耳房，他把我带到左边的耳房，让我坐在桌边，说他去拿茶。这时，外面石板地上传来“笃、笃、笃、笃”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什么。正猜疑间，门忽然被推开，进来一个杵拐杖的人，他戴着很厚的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瞪得像铜铃。我以前从未见过此人，后来听说好像是刘少文——我就见过他这么一次。他两眼瞪着我，说：李敦白，我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逮捕你，你受美帝国主义的指派前来破坏中国革命！
好像头上被狠狠打了一棍，顿时天旋地转，只觉得整个屋子飞速转动，眼前星星乱飞，还感觉脑子里被什么东西使劲拽了一下。不，我没觉得他在开玩笑，我不认识他，而且他的态度非常严厉。马上上来几个士兵，把我衣服都扒了，有一个还扒开我的嘴检查，发现有个补过的牙，我很怕他们会把那颗牙挖出来，幸好没有，士兵只报告了这个情况。他们让我穿上黑色的衣裤，把我推到右边的耳房。这间屋子的窗户被木板钉得严严实实，里边一团漆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