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工会的人也都了不起。有个大个子的老头，原来是纺织工人，后来因参加工会被开除了，一直打零工。我每周一次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政治经济学，用的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昂捷夫写的，后来在中国也用。我就结合本地情况，给他们讲为什么工人受剥削。我说，好比几块木头，并不值钱，经过木工的劳动，做成桌子，就值很多钱，为什么？因为劳动创造了价值。这个老头站起来激动地说，嘿，没想到原来我就是共产党！他没想到这个道理。后来他跟我讲了他老婆的事。他老婆在床垫厂做了二十七年工，受工作环境影响得了肺病，结果呢，自己做了半辈子床垫，躺在床上竟然没有垫子。老婆死后，老头去找棺材店老板要棺材，这个老板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公司老板的小走狗，这个工人本来就对他生气。老工人走进去，说，我太太死了，我要给她找个棺材。他个子很大，老板看着有点害怕，就说好好，这件事交给我，找了个杉木的棺材给他。老工人说，不行，我要最好的木材，最好的雕刻，最好的金属，你找店里最好的给我，而且我一个钱也不给你。她劳动了一辈子，最后连个垫子都没有！老板吓坏了，只好给了他一具好棺材。
另外一个老工人，有七个孩子，我到他们家吃过饭。家里很穷，主食是一种玉米面饼子，叫做“锄头饼”，hoecake，因为有时候就放在锄头上烤。这种玉米饼没什么味道。另外就吃一点点猪油，再就是吃野菜。七个孩子每人都会一种乐器，饭后一起演奏，唱歌，非常优美，简直是天籁之音，说和谐，那是真的和谐。这个老头住得离我们上课的地方很远，有三四里路，但他从不缺课，即使下大雨也走来上课，对学习非常有热情。
在Roanoke Rapids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天，乡下一个警察开车来找我。我还以为来抓我。他说，他们那儿有些农民在农闲季节到锯木厂工作，农忙要回家，但老板不给钱，来找我组织工会。警察怎么会来找我组织工会呢？而且木工工会是左派共产党领导的——当然这个他不知道。原来，警察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深山老林里的村庄，村里有个杂货铺，店主是地方的推事，就是最低级别的法官。那些锯木工人向杂货铺赊账，购买食品和生活用品，他们领不到工钱，也就还不了账。这样，锯木厂老板、工人、推事就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警察其实是为了推事的利益。警察把我拉到一片森林里的一个开阔地方，放下我就走了。锯木厂老板来了，很高，很壮，还带着同样块头的三个儿子。我当时十九岁，而且特别瘦小。老板看了看我，问：工会就你？我说是。他有些不好意思，对儿子说：哼，就这么个瘦小伙子，那就算了。后来在推事的压力下，还了工钱，我们组织了工会，老板还给办了执照。
我在这个地方组织的工会刚起来，就被调到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去了。
在伯明翰，我遇到了一件对日后影响重大的事情。有天晚上，党组织派人来找我，说城市日报馆的打字员、记者罢工了，这些人都是白领，体质比较文弱，不会打斗，恐怕不是工贼的对手，让我动员煤矿工人和炼钢工人支援他们。美国三班倒，早上七点煤矿工人从矿井上来，我就站在一个木头凳子上讲话，说报馆的工会兄弟们罢工了，他们需要援助。然后又到炼钢厂动员。这些干体力活的工人块头大，肌肉发达，都是勇敢好战的，特别会打。他们一听很高兴，有好几十人跳上汽车跟着走了。到报馆门口一看，情势紧张：报馆大门紧闭，门前人行道中间拉着一条警戒线，线内供行人通过，线外停着几辆警车。人行道外侧的马路上，站着一大群工人，我带来的工人也站在那儿，大家都不说话。我站到了报馆的门口，也就是人行道的内侧，那里原来站着一位老太太，她穿着黑色的衣服，手里拿把黑色的雨伞做武器，一个人守着大门。我就站在她的身边。过了一会，扑通扑通走过来一个很跩的大家伙。他穿得很漂亮，头上戴顶意大利式小帽，长得像个武士，身高体壮，一脸横肉，手里还拿着一把手枪。这是个工贼，明显是冲我来的。我看他走过来，首先想到我要死在这儿了。他那么粗壮，而我特别瘦小，对付我根本就不需要枪，一拳就能把我砸倒。但我明白，我不能逃走，如果我临阵脱逃，那么我在这些工人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就是以后照镜子，都会羞于看到自己的脸。所以我就站着不动。这个人慢吞吞地一摇一摆向我靠近，在大约距离六七米的时候，忽然从工人群中跳出一个矿工，越过警车，照着那个大个子的后脖根狠狠打了一拳，我们叫做“兔子拳”，Rabbit Punch,他一下子瘫软在地上了。打人者又迅速穿过警车，回到工人群中。整个过程兔起鹘落，一气呵成，人群始终静悄悄不出一声。从警车上下来几个警察，问：谁，谁，谁干的？工人们谁都不吭声。后来那个工贼慢慢爬起来，摸摸自己的脖子，溜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