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参加了一个联谊会，会友都是富人子弟。参加左派活动后，就带着四个同学退出了。我们开始到附近的烟草厂、织袜厂、纺织厂，帮工会出小报，有时给他们写文章，让工人拥护工会。后来学生和黑白工人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这在南方是很大胆的，当时白人和黑人参加不同的工会，如烟草工会以黑人为主，纺织工会没有黑人，各有各的工会。只有先进分子能接受黑白一起开会。当地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有一个进步的负责人，把会场借给我们使用。
因为参加这些活动，教务主任勒令我退学，但我的学分已经够毕业了，后来拿到文凭，我就走了，全部时间用来搞工会组织工作。
我们组织工会时候，要跟两面的敌人斗，一面是老板，一面是工会骗子，即工贼。许多大工会是由职业工贼控制的，这些人吃工人的会费，跟老板勾结，所以我们就跟他们斗，另行组织民主的工会。当时一些大工会，它的地方分会开会时，一般只有八九个人参加，投票通过就完事，其他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的工会是全体参加投票，开大会，进行大辩论，最后投票决定，很民主。我们的活动自然遭到两方面的反对。我的一个朋友是佃农出身，叫何马·派克（Homer Pike），他在一个采石厂组织工会，当时我在组织政府和学校公务人员工会。有一天，他来我家找我，说，我去乡下采石场找工人开会，老板已经扬言要打死我，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两个人去总比一个人好。正好有一个学生在我家，他也是党员，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这是个挺远的山区，开会倒没出什么事。回来的路上，我们发现后面有一辆大车拼命追赶，开得很快。何马估计要出事，他把车停下来，高声喊，你们赶快跳车。后座的学生卧低身子，没有跳车，我坐在副驾位置，打开车门纵身跳了出去，跑上一个山坡，我们俩都没事。何马一条腿刚跨出车门，后面的大车就撞了上来，把他抛出去二十来米，两个肾脏都碎了。原来是老板的儿子和一帮打手故意撞我们。这时正好过来一辆大巴士，司机把何马扶上车送到医院。第二天我去医院看他，他老婆和三个孩子围着他，都是红头发，现在回想起来，这四个红头发的脑袋好像就在眼前。何马身上插着各种管子，肾脏已经停止工作，医生跟我说，他只有几分钟了。他用最后一口气跟我说：“不要让那个大骗子掌握我的工会”，“不要出卖我的工人”。那个大骗子是指这个州负责工会的人，名叫桑德福（Sandefur）。他一句没提照顾我的家人，照顾我的孩子。他有人寿保险，但保险公司枉判他酒后驾车，不给赔偿。老板势力大，不可能到法院去打官司，没办法，我们几个人只能自己凑钱接济他的家人。他对工会的忠心，到最后还关心他组织的工人，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那个时候组织民主工会，确实是有生命危险的。
大概在1940年5月，我们在女青年会组织了一个黑白一起交流讨论的会议，会后我收到一封信，是从北卡北部一个小镇来的。这个小镇叫Roanoke Rapids，罗阿诺克拉匹兹，是马海德的家乡。那封信上说，在1935年的大罢工中，大工会的组织员拿了我们的钱，欺负了我们的老婆，然后走了，罢工垮台，我们十二个罢工领导人全部失业，而且难以再找到工作，其中有一个成了县政府的收税小官，一个开了加油站，有几个打零工的，还有几个就失业了，什么收入也没有，靠救济生活。他们说，我们听说了你在女青年会的讲话，我们信任你，你能不能来帮我们重新组织自己的工会。你来的话，我们每周可以付给你六块钱，做你的生活费。这六块钱是怎么来的呢？自从失业之后，他们每个人每个月放一块钱到一个雪茄盒中，储蓄起来，等着有人来帮他们组织工会。他们还说，我可以住在一个苏格兰老太太那里，她提供住宿，也供应伙食，正好六块钱一周。我就去了。那个老太太开一个工人住所，里面的情况现在不能想象。我睡的屋子放六张床，三班倒，共十八个人住，因为住的是纺织工人，他们工作三班倒，宿舍的床也就三班倒，你起床我睡觉，我起床他睡觉。人多，也不能每天洗澡，整个房子只有一个莲蓬头，那个气味真是难闻啊，空气坏透了。我到后，当地的报纸发表社论，说“有一个异国人来我们这儿散布阶级斗争的种子，想挑拨我们，破坏我们的社会稳定”，等等。我找到报纸编辑，说，你说我是异国人，我们比比谁的祖先先来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