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以后，我们参加了一个左派学生会，是一个全国性组织在我们学校的分会。我们参加后，就开始接触黑白和平权的问题。当时南方最突出的是选举权问题。南方十一个州，投票要交人头税，叫Poll Tax。后来我在中国读到白居易的《买花》诗，深有感触：“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跟当时美国南方很相似，什么都要交税，税还很重，黑人肯定没有钱，白人也不一定交得起。一个佃农，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几个钱，为了投票付一大笔钱，他不会干。美国国会最反动的参议员、众议员都是南方人，他们一辈子也不会被选掉，因为当地绝大部分人没有投票权，只要20%有投票权的人投他的票，就万事大吉了。左派学生会要求取消Poll Tax.
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在第一阶段，希特勒开始攻打英法，苏联还没有参战，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美国逐渐趋向参战。我们都反战，要求美国不要卷入欧洲的事情。后来苏联入侵芬兰，跟小小的芬兰打起来了，美国人同情芬兰，学生会里面出现反共的人，我就积极跟反共分子斗争，因此被选为学生会会长。后来我发现，随着苏芬战争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反共，而且很奇怪，这些人原来跟共产党学生一起争取平权，争取一般人权，一反共，连这些也都不讲了，彻底变化。我想，我要是不参加共产党，不抛下锚，扎下根，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样。我不想让自己变成那样的人，我主动找了共产党的联络人，要求入党。我是1940年加入美共的。
我不但自己入了党，还拉我的舍友入了党。这件事说起来还有个故事。美国麦卡锡主义有个前身，就是30年代的戴斯（Dies）委员会——戴斯是德州的众议员。该委员会派了两个人调查我们校长，说他有共产党嫌疑。我和舍友早上起来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很生气，我就说，他们要共产党，我们就给他共产党吧，我们俩就参加了共产党，表示抗议。我们的校长是个个子矮小的南方人，很了不起。刚到学校时，我出麻疹，住在校医院隔离病房。校长来看我们，他对我说，我看到病历，你姓Rittenberg，来自查尔斯顿，跟我的老朋友Sam Rittenberg有什么关系吗？我说那是我爷爷。这个校长谁都认识。出麻疹认识后，校长请我参加每星期天下午在他家里举行的茶话会，这是专门招待学生的聚会，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有一次聚会，校长讲了一个重要的道理，为什么南方的纺织工人做同样的工作，工资却比北方的纺织工人低三分之一？原因在于南方的黑人拿的工资还要低，资本家利用黑白矛盾把大家的工资都压低了。南方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先解决对黑人的歧视问题。这些思想，我都吸收了。但校长不是共产党，相反，他反对共产党，不过呢，他认为每个党派、每种政见都有存在的权利。那为什么会被怀疑为共产党呢？我们的英语文学教授埃里森是共产党，大选时，共产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是个黑人，他到北卡罗来纳州州府罗利市来做竞选宣传，住在一个黑人开的小饭馆里，埃里森教授过去跟他吃了顿晚饭，结果被记者发现了，州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学校开除埃里森教授。校长说，可以开除他，条件是，你得先开除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