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
西门媚及她的先生西闪都是我的老朋友，但并不是四川袍哥式的老朋友。在我看来，他们与人之交往，都把持了相应的分寸，不被那些浮在表面的泡沫和不得体的热络所左右。他们会考虑别人的情绪与感受，尽量得体，但绝对拥有自己的人际空间与相对自足的内心，那种距离感分明有一种对别人隐私的尊重，生怕冒犯了他人。这在中国，特别是四川的人际交往中，是少见的。不过，我们在许多方面也无须事先知会，彼此之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默契。的确，他们夫妇俩在四川人中都属于另类，安静、感性、理智、节制，且活得明白。在一个吆五喝六的场合，安静地旁观一群人越轨胡闹，且不厌烦地带着一点欣赏态度的，一定是他们夫妇俩。
他们是逆潮流而动的人，他们的“逆”绝不是硬邦邦的对抗，而是一种我少跟你玩或者不跟你玩的疏离。换言之，过硬的对抗，在他们看来从美学上讲都有瑕疵，其不美是必然的，同时也未免过于高调，他们骨子里不希望得到那么多不相干的人的注意。在这个物欲流横的时代，自我放逐与边缘化，放弃那些在许多人看来恨不得即刻就拥有的东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种对人生之舍、人生之得的理解，有些人花一辈子都无法参透，可是他们在30多岁时就都明白了。他们要过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在别人看来很爽的生活。他们要过的是什么生活呢？那就是读书、写作、画画、旅行，不乏情趣的慢生活。在一些人看来，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你要真试验一回，就知道绝不那么简单。
在一个情趣、情感被磨蚀、被压缩，时空切换获得了重力加速度的时代，人的欲望因物质丰盛之勾引而被无限放大，要过慢生活那是得有点定力的。成都有万般不是，却也幸运地有一二好处，让人喜爱。一是生活节奏相对缓慢，二是市民化与包容精神。如果说广州人从早上到中午都在喝早茶，那么成都人大约近中午就到茶馆去了，其实这两件事对两地民众生活的影响大致是一样的，都具有休闲与商务功能，不同的是成都人的生活更加市民化。尤其是那种晒太阳喝坝坝茶的日子，你想让成都人掩饰一点他脸上的满足感都不行。但随着物价的攀升与生活节奏的加快，在成都过慢生活就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可是2002~2013年，也就是西闪、西门媚夫妇迁往广州之前的12年中，在朋友们眼中，他们过的是十足有质量的成都慢生活。甚至我认为他们在诗人、画家、地下摇滚乐手、社会批评者等诸多类型的文化人的圈子以外，独立构筑了一种有文化的慢生活，丰富了成都的文化生态。
西门媚的随笔集《纸锋》中收了一集“一纪读书”，她从2002年开始写年末读书记，至今已有十多年。我们从这些读书记里不仅读得出她的精神谱系，也看得到她维系其精神状况的生活脉络。在我和一些朋友看来，西闪、西门媚夫妇是成渝两地的结合体，是比较老派的成都生活方式之实践者，当然与官方及其御用学者所吹捧的“成都方式”是大不相同的。我所说的老派当然不是说他们遛鸟、到茶馆喝茶、热衷打麻将等，而是说他们习惯与在这个什么都快如闪电的时代，与那些物欲横流、莫明其妙的进取心保持距离，过一种如今人们罕有的慢生活。我甚至认为他们离开成都后，成都年轻的文化人里已经没有过慢生活的人了，应该算是成都文化生态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