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和台湾一位重要的评论家谈起中国的诸多问题。他认为：“最重要的或许只不过是一个非常个人的问题：‘文革’的时候，你在哪里？迟早有一天，大家会发现这是个躲不过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面对自己回答的挑战。”
身为“文革”最重要的象征人物之一、曾被毛泽东当众建议改名为“宋要武”的宋彬彬，终于在四十多年后回应了这个挑战，向当时另一个意义上的重要象征——被她们一群学生活活打死的卞仲耘校长道歉。有人说她勇气可嘉，有人说她回避真相洗脱己责，也有人说道歉总比不道歉的好。脾性所限，我不太敢评论，因为我担心另一个问题：换了是我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我会做什么？又能做些什么？
虽然过去的罪责到底是每一个具体的活人所犯，必须由每一个个体自己承担那份重负，不能诿过于时代或几个大人物，更不能让政府来个总体的否定就代表大家蒙混过关，但我们都晓得时代的限制、集体的疯狂以及政治的高压。同样，对于历史创伤的治愈，个体的反省和忏悔，恐怕也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重建健康正常社会的开端。恰恰相反，只有在一个真正拨乱反正的大环境底下，在重估道德价值的社会压力之下，个人才有勇气或者被迫真正面对自己的过去。
什么叫真正的拨乱反正？拿南非来说，如果不是终结了种族隔离，彻底否定了那套邪恶的观念和体制，使得整个社会再无人敢去公开怀念那个年代的“单纯和美好”，世人称颂的真相与和解还成得了事吗？
再说德国。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联邦德国就和日本一样，为了“冷战”的需要，许多原纳粹分子安然过渡到了新时代，甚至在各行各业位居要职。大部分当年为希特勒呐喊痛哭的百姓则保持沉默，以遗忘遮掩昔日的目盲。不过，60年代中后期席卷全球的学生运动改变了这一切，各地年轻人逆反上一代的抗争在德国多了一股弑父的狂热，格外悲情格外沉重。当时，退休的总理也好，仍在位的部长议员也好，全都不能用“历史的错”、“伟人的失误”、“我也是受害者”和“向前发展”之类的借口过关，必须在镜头之下说清楚自己知道什么、做过什么。这就叫作真正拨乱反正的大环境，这才是个体真正忏悔的土壤。
可叹的是，历史的创伤并不是这么容易就治得好的。没有政权和价值观的完全转变，南非和德国固然不能轻易告别过去的阴影。就算经过如此一番寒彻骨，巨大伤害所留下的后遗症也还是会在最意外的时刻把你痛醒。在谈到当前南非治安不靖、暴力频发的问题时，当地著名公共知识分子马克斯?杜普雷兹（Max Du Preez）引述了灾后现场心理学家的分析说：灾难是结束了，日子也重新开始了，但忙碌地过着新生活并不表示过去几十年积压下来的问题也就清理好了。它浮现在今天的病征是无法宽容异己，易被激怒，暴力倾向鲜明，以及藐视秩序。
难道南非做得还不够吗？当然不够。“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只不过处理了两千多宗个案，涉案的全是直接参与暴力和酷刑的凶手。大部分当时支持隔离政策的白人都换上了新面孔做人，大部分人格与尊严受过侮辱的人则默默进入了忽然来到的新社会。前阵子因为曼德拉逝世而被人记起甚至歌颂的最后一位白人总统德克勒克，曾在委员会的庭讯上很漂亮地为白人三百年来的错误道歉。但在问到他任内执法单位的具体暴行时，他就推得一干二净，说他一概不知。听完这话，图图大主教哭着回应：“他怎么可能不晓得？”然而，德克勒克的表态却很有代表性。那是历史的错、集体的错，与我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