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夹缝中的情愫(1)

时代大潮滚滚而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适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恰如其分地改变自己。张爱玲就不是这样的人。她沉溺于自己的世界中自得其乐,宁愿穿着那件爬满了虱子的华美的袍,流连在昔日的湖水边轻拈垂柳的柔柯,也不愿透过窗子,俯瞰一下周遭的场景,都有何许变化:仿佛一出戏剧演到了末尾,要收场了,拉下帷幕,重新上演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模子里孕育出来的新的嫩芽。

然而这样的时代是终究要逃离末世的梦魇如期而至的。没落像一个涅槃,黑压压的云朵遮天蔽日般用雾霾的影子淡化了烈焰的灰烬,那是一个旧时代的琴弦断裂的声响。可是,新时代的长笛却舒缓而悠扬地吹奏出另一曲旋律和华章,毕竟,一个新的国家这样建立起来了。清一色的中山装和列宁装,似乎以席卷之势替代了她身上那一袭玲珑别致的旗袍。奇装异服的时代过去了,而下一个否定之否定还远未来临。

她竟全然不知,漠然以对,仍以自己的旧式装束去赴1950年的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

这场景原本是亲切而融通的,但与她却是陌生而令人恐惧的。不一样的说辞,不一样的态度,令她感受到女孩子般的讶异和惋惜。

她原本是为悲剧而生的,那彻头彻尾见不到一线光明的无望的悲剧,就如她拉过的小提琴那尖利刺耳的琴音一样,是晦涩的、阴暗的,没有巴金、曹禺似的愤怒,也没有鲁迅的以文字医治国民心智的宏大抱负,她像一株孤独的蒺藜花,傲然而萧索地立于暗室的一隅,光影倾泻下来,照到的只是她身影的一部分。

幻灭和空虚,苍茫和深邃,那如死亡般阴森的逼近的恐惧,正是人类无法逃脱的时代的魔咒。那一页页墨迹,排列成行,看不到鼓动人心的画面,也无助于现今这个时代进步的要求。

也许是察觉到了自己与这陌生的一切格格不入的心地,她迈着落落的步子来到上海附近的农村,写成了一部《秧歌》贡献于新时代、新社会。

政治的领地像红的旗帜铺陈的原野上的高坡,她在风中瑟瑟发抖,清凉的风吹乱了她的鬓发,撩拨着她凝重而平和的神情。她就站在这月朗见清、熹微初露的黎明时分的高岗上,目光迷离地凝视着前方,身后依旧是亘古苍茫的大地,和凉意浸润着的幽怨的人生。而时代的凌厉的风,却吹起一层层细小的涟漪,泛在她心里,便如点点离人之泪,只能使她肃然独伫,不知所衷。

一改往日风格的抉择,是否出于无奈,还是出于自愿,也许永远无法知晓。只是这文风突变的改写,并没有引来多少诗意的赞美和用心的揣摩。同时代的评论家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缺乏农村生活经验是她这一时期写作的硬伤。

尽管她曾经走入农村体验生活,那毕竟与她自幼便被包容其中的成长经历大相径庭,不立足于深厚的现实土壤,一个作家就会陷入虚假的泥沼不能自拔。这是当然的。因为如果让张爱玲同有着丰富农村生活经验的作家相比,她与他们根本就是曾经在两个世界中驻扎过的两个灵魂,两种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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