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产生的模式便是一种不断变换的氛围。文明就像经济一样，有其自身的节奏。它的历史结构松散，容易分成几个部分或几个时期，它们几乎都各有特色、自成一体。我们不是可以非常愉快地提起“路易十四时代”或“启蒙运动时代”吗？同样，我们不是还可以说“古典文明”，说“18 世纪的文明”吗？具有哲学头脑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沙佩（Joseph Chappey）认为，称这些短暂的时期为文明实在是“邪恶的发明”：对他来说，这种做法与（我们将会看到的）含有连续性（continiuté）意思的文明这个概念产生了矛盾。但是，让我们暂时把这个矛盾搁在一旁吧！毕竟同一和差异总是令人不安地共存着。就让我们随遇而安吧！
·“转折点”（tournants）、事件和主人公：这一切都有助于阐明特定事件和特定的人在文明史上的特定作用。
细细研究之下，每一个事件可以被分解为一系列的行为、姿态和人物。不管怎样，文明是由人构成的，因此，这还不算完，文明也是由人的行为、成就、热情，由他们对事业的“奉献”以及他们对世界认识的质的飞跃构成的。但是，历史学家必须进行筛选：在所有这些行为、成就和生平之中，某些事件凸现出来，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一个新时期。变化越重大，它所预示的意义也就越清晰。例如，艾萨克·牛顿爵士1638 年发现万有引力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有意义的事件还有1638年《熙德》 的首次上演和1830年《爱尔那尼》 的首次上演。就这些人的工作标志了一个时代或概括了一个历史事件而言，他们同样地出类拔萃。这种情形同样也适用于若阿基姆·杜·贝莱（1522—1560 年） 和他的《捍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Défenc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ais）、格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 年） 和他的微积分或德尼·帕潘（1647—1714年） 和他发明的蒸汽机。
然而，真正对文明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是那些历经了很多场合而存续下去的人，他们就像一艘战胜了一系列狂风暴雨继续行进的船只一样。只有少许几位罕见的天才之士才成为许许多多时代之间的界限，他们集若干代人的面貌于一身：但丁（Dante，1265—1321年）处于“拉丁”中世纪结束之际；歌德（1749—1832年）处在欧洲第一个“现代”时期终结之时；牛顿处在古典物理学的门槛上；盛名远扬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年）则宣告了亚原子物理学对世界的巨大影响。
伟大的思想体系的创建者也从属于这个特定的范畴：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孔丘、笛卡儿或卡尔·马克思——他们当中每个人都在不止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是文明的缔造者，在重要性上丝毫不亚于世界上那些不朽宗教的卓越创始人——佛陀、基督和穆罕默德。是否还需要我们述说这些呢？
简言之，一个事件或一个人在混乱无序的历史中的重要程度，取决于遗忘它（他）所要耗费的时间。只有那些经历了时段（la durée）的考验或被等同于一种恒久的实在的人，才真正被列入文明史之中。因此，通过筛选那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人们也许会认识到更为持续的实在正在浮现的轮廓，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必须要发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