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是我校红卫兵的临时负责人，但这些天我一直听任幼儿师范女红卫兵的指挥。但现在，我吼来那位幼儿师范学校的女红卫兵负责人，让她把捆绑双手的铁丝解开。费了半天劲儿，铁丝终于解开了。铁丝上鲜血淋淋，我看到，铁丝早已经深深嵌入手腕的肉中了。
我喝令犯人站起来。他摇摇摆摆往起站。我想伸手去搀扶，但犹豫了一下，打消了念头。我让人到胡同里找电话。既然这小子冒充的是 41中的红卫兵，就让 41中来处理这件事吧。我隐隐约约觉得幼儿师范女红卫兵还没罢休，拷打还会继续。想起前晚在不远的院落角落里那个寂寞的年轻女尸，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觉得还是别再打死人了。
只过了十几分钟，41中派来一辆平板三轮车。没人搀扶，一缕生的渴望支撑着犯人，他摇摇晃晃地自己走出院门，爬上平板三轮车。三轮车蹬走了，我转身进院。后来得知，平板三轮车刚刚移动，犯人便昏厥过去。41中红卫兵毕竟理性，来不及请示，直接把犯人送到附近的人民医院。幸亏交接时我交代了一句，这小子可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所以，医院接受了病人。当场进入急救室，经过了不知多少轮紧急抢救，这小子接着在重症监护病房里，足足躺了将近半年时间，才度过了危险期，保住了一条性命。
由于本能地无法接受这种歹毒酷刑，我当天返回学校，向红卫兵总部汇报了我校一名红卫兵参与的这场拷打，说明被打那孩子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当天红卫兵总部贴出告示，宣布开除那位参与酷刑拷打的同学的红卫兵资格。这应该说明，当时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还保留着一丝做人的理性。
人性的本能，使得我避免了一场杀人罪恶，拯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一年以后，“文革”运动形势趋于平缓。那个小学生通过父亲关系，终于获得了平反。当时参与拷打、审问的幼儿师范女红卫兵，和我校那位被开除出红卫兵组织的同学，都被招去参加他的平反会议。而作为北京男三中红卫兵现场临时负责人，我却没有接获通知。我知道，我是由于一闪的善念而幸免前往了。
此后，我仍然参与了其他一些抄家活动，但大都规模很小了。
我们据点的那一对半夜偷偷往下水道扔银元的老人，不久就被遣送回农村老家了。两个老人勉强支撑到家，很快就双双离世。他们到死也没有用上早已准备好的，放在院角屋子里的一对大棺材。
离开据点前，鬼使神差地出于好奇，我亲自去西四缸瓦市的殡葬服务部，联系死去的大官僚资本家遗孀的火化事宜，顺便跟服务人员闲聊了几句。服务人员告诉我，最近火葬场完全忙不过来了。8月份到那天为止，已经火化了2000多具尸体。仅仅那天当天，就有上百具尸体必须火化。当天晚上，火葬场的车来了，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上已经放了 5具尸体了。女人瘦小的尸体，在卡车上，占据了很小的一块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