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谈新闻自由。任何一张报纸都是要封锁消息的。要发一些，压一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反动言论当然不登。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不怕说真话。他说“要忠实地报道各国各方面现状”，他自己报道的北大鸣放大字报情况就歪曲事实。我们党是否不允许批评？不允许揭露生活黑暗面？请问，世界上哪有像我们这样的党，号召人民提意见，欢迎人民批评的？我们说肃反好，他说糟得很，和我们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不惜造谣来揭露所谓黑暗。否认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他要报纸成为歪曲生活的东西。他把党报和人民对立起来。其实，只有党报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光明日报》也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和右派分子的利益。他为非党报纸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赞扬《文汇报》，并作介绍。1946年，国共停战有三人小组调停。在你父亲做官的南通，发生“南通血案”，进步学生、教授被杀，其中也有新闻记者。他们的生命也没保障。杨刚的哥哥被顾祝同杀死，此事后来由美国进步记者揭露出来。上海一个杂志，三个记者被活埋。生命保障都没有，还有什么采访自由？只有在现在的社会里，新闻记者才能为人民说话。
面对这白纸黑字的历史，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怎么把它遗忘了？是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在“反右”、“文革”中我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是，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的这两次发言，在我的记忆里，却早已消失了。而受害者却没有忘却，受重创的心灵，至今也还在隐隐作痛！我怎么会、怎么能把它遗忘？！当年对自己同窗的伤害就已经有违做人的良知；而后来的“遗忘”，就更不可原谅！——历史的旧痛在我这里怎么“消失”得如此轻松？这“轻松”不正建立在自己弟兄的持续的痛苦之上？这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简直是一个嘲讽：这些年，我一直在说，要“拒绝遗忘”，但首先遗忘的，竟然是我自己！原以为在去年年末出版了《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一书以后，可以将自己和这段历史的纠缠告一个段落；却不料，新的一年一开始，就又遭遇了这样的尴尬事：1957年那段历史，不仅是我们国家、民族之痛，更永远是我心上之痛！
昨夜，我睡不安宁。夜半突然惊醒，历史的一幕幕，陡然清晰地呈现，我反复追问：我为什么会作这样的发言？此刻，我又一遍遍地审读，自省，寻求答案。于是，我发现，我的“批判”始终有两个重点，一是关于“民主自由”，一是关于“家庭出身”。而这正是我在 1957年最感困惑，并因此使自己面临灭顶之灾的危险的两大关节。记得我在反右运动开始后的一次共青团内的讨论会上，曾做过这样的发言：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我不同意的；但反右也会有副作用，从此，知识分子再也不敢讲话了。我的结论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我还是赞成反右；但希望坚持民主自由，不要把知识分子吓跑了。我的这一番发言，当时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认为是“和右派思想划不清界限”，甚至“滑到了右派的边缘”。因此，让我出现在江之浒的批斗会上，并作发言，第二次还是第一个发言人。我心里明白，这是党给我的一次机会，也可以说是一次考验。我关于民主、自由的那一番“慷慨陈词”，其实是一个自我批判，自我表白，是用批判来和右派“划清界限”，借此向党表示我的悔改与忠诚。可以看出，我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甚至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力图使自己的“批判”似乎“有理有据”。而这也是党所要求的：既要紧跟，以党的观念为自己的观念，又要有“创造性”的发挥。这也就是近年我多次引用的鲁迅的分析，说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既要“同意”，保持一致，又要“解释”，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释其思想、口号，以具有某种学理性。总之，一句话：既要当“奴隶”，又要做“奴才”。我的发言表明，我所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会讲歪理因此“有用”的“奴才”。而我关于家庭出身的那番言辞，因为触动我的心病，那摆脱不掉的原罪感，就更是曲折婉转：先以身说法，硬说并未因出身而受歧视；再竭力说明党重视培养工农子弟之必要与合理；最后承认自己因剥削阶级出身而天然地不能与党“同心同德”，因此有改造的必要。这都是自我说服，煞费苦心而自有可悯之处；可憎的还是那副自以为大彻大悟，扬扬自得，居高临下地教训被批判者的奴才心态与口吻。但我就是依靠这样的奴才式的表演而逃过了一劫。逃过的代价是对本和自己命运相当的同窗的迫害，把他人推入万丈深渊而以自救：这是怎样的卑劣的行径和罪恶！而我居然把它忘却了！……
而这又绝不只是个人之罪。这是体制所必然。我曾经说过，人性本有善、恶两面；健康、健全的社会与体制使人扬善抑恶，不健康、不健全的社会与体制则使人扬恶抑善。反右运动，以及建国后的一个又一个的运动，都是对人性内在的邪恶的大诱发，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大厮杀，逼迫着每个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迫害，又参与对他人的迫害。可以说，体制异化了人性，异化了的人性又支持着体制。这样的“体制和个人的关系”：每个人既是体制控制，以至迫害的客体、对象，又是体制的主体、参与者，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如果我们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力图改造这样的体制，那么，像 1957年发生在我及我们这一代身上的这样的迫害他人以自救的悲剧，是会随时再演的：历史并没有真正成为“过去式”。
2008年1 月 14日急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