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强有力地掌握和平、资本和机器的人们，利用它们来为公众造福谋利，他们是公众的仆人，因此当他们利用自己的资财使他人富有之际，同时也使自己富有。
——威维尔（William Whewell），1852年
一个民族并不需要运用害人的计谋，只要温顺善良，努力工作，不断致力于自我改进，便可获得物质上的富足。
——摘自克勒蒙-菲隆（Clemont-Ferrand）《反愚昧的社会》，1869年
地球上人类居住的面积正在快速扩大。新的社群，亦即新的市场，每天都在西方新大陆向来荒芜的地区兴起，也每天都在东方旧大陆始终肥沃的岛屿上出现。
——《费勒波洛斯》，1850年
1
在1849年，很少有观察家会预料到，1848年革命竟会是西方的最后一场普遍革命。在未来的70年间，大多数先进国家中的自由主义、民主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尽管不包括“社会共和主义”，它们的政治要求逐步得以实现，没有遭遇到重大的内部动荡；而且，欧洲大陆先进地区的社会结构已证明它们能够抵挡20世纪大灾难的打击，至少直到目前为止（1977年）是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1848年至19世纪70年代初期，该地区经历了一段不寻常的经济转变和膨胀。这就是本章的研究课题。在这个时期，世界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先进”国家，发展成为以工业经济为主的国家。
这一史无前例的经济突飞，开始于一段繁荣的历史时期。由于这场繁荣曾被1848年的事件暂时阻遏，所以显得更加壮观。1848年革命是被一场最后的也许是最大的旧式经济危机引发的。这种旧式危机是发生在依赖收成和季节的靠天吃饭的社会。“经济周期”的新社会有它自己的涨落波动方式，也有它自己的现实难题。只有社会主义者直到现在还认定“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节奏和模式。然而，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景气与不稳定时代看来已接近尾声，大跃进发展的时代正将开始。1847～1848年出现了经济周期性的衰退，而且是严重的衰退。大概是由于与旧式危机巧遇，所以无异于雪上加霜。但是，从纯粹的资本主义观点来看，这只不过是一条看似不断上涨的曲线上的一次陡跌。罗斯柴尔德是一位敏感的经济人，尽管他缺乏政治预见。他非常满意地看待1848年初的经济形势。可怕的“恐慌”似乎已经过去，前景将是美妙的。尽管工业生产恢复得足够快，甚至已从革命那几月的实际瘫痪中挣脱出来，但整体形势仍然诡谲不定。因此，我们很难把全球大繁荣的起点放在1850年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