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两种世界的分野，是工业化国家和农业国家，或城市与乡村文明之间的简单分野。“第二世界”拥有比“第一世界”更为古老、更为巨大的城市，如北京和君士坦丁堡。而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更在第二世界当中造就了许多不成比例的大都会中心，通过这些中心，资本主义的经济之河才得以畅通。19世纪80年代的墨尔本（Melbourne）、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加尔各答（Calcutta）等地各有50万左右的居民，比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米兰（Milan）、伯明翰（Birmingham）或慕尼黑（Munich）的人口更多。而孟买（Bombay）的75万居民，是除了六七个欧洲大城市以外，任何地方都赶不上的。虽然，除了少数特殊例外，在第一世界的各种经济形态中，市镇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比乡村来得高，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已开发”世界仍旧是十分农业性的世界。只有六个欧洲国家的农业雇佣人口少于男性人口的一半——通常都占男性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这六个国家都可说是典型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不过其中也只有在英国，其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的1/6，其他五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30％~45％之间。诚然，“已开发”地区那种商业化的经营型农业与落后地区的农业具有明显差异。1880年前，除了都对畜舍和田地感兴趣以外，丹麦的农夫和保加利亚的农夫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共同点。不过，农耕，如同古代的手工艺一样，是一种深深植根于过去的生活方式，19世纪晚期的民族和民俗学家，当他们在乡村找寻古老的传统和“民间遗风”时，便了解到这一点。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农业，也还是会庇护这些传统和遗风。
相反，工业却不完全局限于第一世界。暂且不说在许多依赖性和殖民式经济中已拥有基础设施（像港口和铁路）和开采型工业（矿场），以及在许多落后的农业地区也已出现了村舍工业，甚至某些19世纪的西式工业，在像印度这样的依赖性国家中往往也有适度发展，有时其发展还会遭到其殖民统治国家的工业者，尤其是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者的强烈反对。更有甚者，连金属业也已深入到第二世界。印度的大型钢铁工厂塔塔（Tata），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开始运作。同时，小家庭工匠和包工式工场的小额生产，仍然是“已开发”世界和大部分依赖性世界最常见的情形。虽然德国的学者不安地预测到，面对工厂的竞争和现代的分配法，它将要进入一个危机时期，但是，就整体而言，当时它仍是相当有力的存在。
不过，我们大体上仍然可以拿工业当作现代化的标准。19世纪80年代之际，在“已开发”世界（和跻身开发国家之列的日本）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称得上是工业国家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甚至那些依然是以农业立国，或者至少人们不会立即把它们和工厂与熔炉联想在一起的“已开发国家”，在这个时期也已开始向工业社会和高科技看齐。比方说，除了丹麦以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不久以前尚是以贫穷和落后出名的，可是短短数十年间，其每人拥有电话的比率已高出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任何地区；它们所赢得的诺贝尔科学奖也比美国多得多；此外，它们也即将成为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根据地，这些运动乃是针对工业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发起的。
更为明显的是，我们可以说“先进的”世界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进行都市化，而且在极端的情形下，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世界。1800年，欧洲人口数目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只有17个，其总人口不到500万。到了1890年，这样的城市有103个，其总人口已达1800年的六倍以上。始自1789年的19世纪所造成的并不是有成百万居民在其中快速走动的都市蚁丘，虽然在1880年前，又有三个城市和伦敦一样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巴黎、柏林和维也纳；相反，它所造成的是一个由中型和大型城镇所构成的分布网，而这类拥有稠密人口或诸多卫星城镇的分布网，正在逐渐侵蚀附近的乡村。在这些城镇网中变化较为显著的，通常是那些新兴市镇，如英国的泰恩塞德（Tyneside）和克莱德塞德（Clydeside），或是那些刚开始大规模发展的地区，如德国鲁尔区（Ruhr）的工矿带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煤钢地带。同时，这些地区并不需要包含任何大城市，除非这些地区兼具有首府、政府行政中心或其他功能；也不需要拥有大型国际港口，但是它们往往能聚集数量众多的人口。奇怪的是，除了伦敦、里斯本（Lisbon）和哥本哈根（Copenhagen）以外，1880年时，欧洲国家的城市通常不会兼具首都和国际港口的双重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