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日子真是苍白无趣，和我心中的浪漫主义梦想大相径庭，压根儿不是我所期待的驻远东海军陆战队该有的模样。连队第一中士弗莱德·瓦格纳（Fred Wagoner）让我第一次尝到军队里的刻板。他体格魁梧，短短的白灰色头发，戴一副钢制边框眼镜，看着像位威严的老祖父。和绝大多数上级中士一样，瓦格纳对军队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那一套亦步亦趋。去连队报到那天，我在评估表格上签好名字，然后把表留在他办公桌上，接着便要和李·皮特森（Lee Peterson）上尉一起去参加新人介绍会。我刚要走出办公室，瓦格纳便把我叫住，他那副眼镜耷拉在鼻梁上，那双眼睛被镜片放大了，凶巴巴的。他用粗壮的手指把表格推回来，哼声说道：“卡普托先生，你签名用的是蓝墨水。”我回答说，没错，我的圆珠笔是蓝色。他阴阳怪气地质问：“见鬼，先生，匡蒂科没教你吗？”接着一只手推过来新的空白表格，另一只手把他的笔递给我，“先生，要用黑色笔。海军陆战队规定，书写只能用黑色笔。”
我问：“先生，这有区别吗？”
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又爱又恨起来，好像在教育一个白痴小娃：“请吧，先生。用我的笔，黑色笔。中尉，这是规矩，要说我有什么经验，那便是你斗不过规矩。”
这便是我刚到国外生活，了解规矩，用黑色笔填表格，和其他排长一起在连队办公室里喝咖啡。好莱坞和约翰·韦恩描绘的轰轰烈烈越发遥远。我无所事事，很快就和其他人那样不安分了。事实上，我更加焦躁不安。营地里循环反复、寡淡如水的琐事让我烦躁难耐，因为我渴望——甚至可以说处心积虑——有个机会能证明自己。
我在1-3部队的位置是我焦虑不安的原因。我不仅是这里最年轻的军官，也是处境尴尬的局外人，不招人待见，可又不能弃之不理。1-3部队是支“移位型”队伍，海军陆战队的部分意图是以此实现队伍循环，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间稳定其太平洋军力的高效性和团队性。这类队伍的核心力量是老练的军官和军士——诸如坎贝尔中士这样的人。军衔都落在那群一起行军打仗的军人头上，初级军官则和同年刚从匡蒂科毕业的中尉住在一起。海军陆战队按照相似性熟悉度来指派移位部队；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待在那支部队以便完成服役期，大约三年左右。一半时间是在加州彭德尔顿军营（Camp Pendleton）第一分队接受训练，接着便和第三分队驻扎远东地区，在冲绳待13个月。因为他们形影不离，同甘共苦，战友情谊之深可想而知。就像人体内细胞的紧密相连，每一位兵，每一个组，每一个排，每一个连都唇齿相依，成了一个有自我生命和思想的整体，构成了一支战队部队。
这就是1-3部队的情况。单个人的身份已经彻底融合成集体身份。他们是集体，集体是他们，在他们看来，这支营队是部队中的翘楚，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的门户之见、派系思想几乎随处可见。自一开始我便察觉，所以每每想到自己是个局外人就感到痛苦焦灼。在这个集体中，我就像是某个精英俱乐部的客人——虽不至于遭人排挤，可也不是其中一员。
我的“母部队”是司令部总部，我被总部安排到1-3部队服役90天，依照上级指示，我必须在营地里完成指挥工作，以作为我的军队专业特长（简称MOS）。换言之，我不过是营地的附属品，而非其中一分子。90天之后，我可能会被调回到总部，干些枯燥乏味的文职工作。不过我收到消息，如果营地想用我，那这种命运就可能延迟，甚至彻底转变。反过来，这取决于我展示的实力，是否能够赢得这支队伍以及同级军官的尊重。两者都不容易。查理连（Charley Company）的其他排长——格伦·莱蒙（Glen Lemmon）、布鲁斯·泰斯特（Bruce Tester）和墨菲·迈克洛伊（Murph McCloy）——之前都在不同地方干过一两年，只有我毫无经验。和他们相比，我就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一无所知。当着他那班军队办事员，一等中士就让我无地自容：“蓝色笔！他们就没教会你些别的？”大家给我这个没有实战经验的二等中尉起了个朗朗上口的绰号——“光脚愣头青”。
营地里谣言四起，说是要派兵到越南。据说早在月初就有所行动，三角连（Delta Company）被派到岘港，为驻扎当地的美国军营提供内部保障。大家没有动心，而且据官方说辞，行动只是暂时性的。然而小道消息却传，剩余的1-3部队即将派驻越南。一周又一周过去了，毫无动静，我也心灰意冷了。
二月，连队被派到北部军训区（Northern Training Area），那里树林茂盛，地处山地，主要是训练反游击技能。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实地考验。我急于求胜，唯恐行错一步，然而在开始阶段，我的表现却不甚满意。我举棋不定，自信不足，士兵们经常错误理解我给出的命令。在冲绳密林里领兵远远要比在匡蒂科树林里难得多，相形之下，后者环境简直就是公园。我好几次差点迷路，无疑验证了部队里的那句老话——世上最危险的人就是手拿地图和指南针的二等中尉。我们研究“袭击”一个模拟游击队军营的战术时，最丢人的事终于发生了。整支队伍正严阵以待准备进攻时，坎贝尔点起一盏油灯，理由就是他想抽烟。见他这么做，我心想应该无碍，于是也点了一支烟。还没等我吸完第一支烟，一位怒气冲冲的教官便从竹林里跳出来。
他大骂：“搞什么鬼？战局还没定数。没我允许，不许点灯。你要是在越南战场干这事，敌人就会朝你开火，你们肯定全军覆没。把你嘴里叼的鬼东西扔了。你该立个榜样。”
当着众人的面，我被痛骂了一顿。上头觉得还不够，那天晚些时候，连队的行政军官乔·费利（Joe Feeley）还对我批评教育。教官把这次事故上报给皮特森，费利告诉我，皮特森念在我还是新手，愿意网开一面。不过哪天重蹈覆辙，上头绝对要质疑我的能力。“中尉，至于你们队里那位中士，那小子缺根筋，你最好让他知道谁说了算，不然下次他还会给你惹麻烦。”受了二十顿骂，我回到队伍，想起以前读过的一本战争小说里的句子：“上帝啊，命令至上。”上帝啊，什么都大不过命令，我开始怀疑自己究竟会不会发号施令。我暗自咬牙，绝不能有第二次，于是年轻的我学会了严词厉色指挥队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队的表现虽然谈不上卓尔不群，但好歹也算是可圈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