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是在1966年7月离开的。十个月之后，我完成了北卡罗来纳州一支步兵训练连指挥官的任务，这次光荣使命终于让我从海军陆战队退役，也让我逃过了早夭在亚洲的命运。我心中庆幸，像是一个负罪累累的犯人被判了缓刑，然而不到一年，我便怀念起那次战争。
我所认识的其他退伍军人也坦诚自己有相同的情结。不论怎样，我们对越南有种古怪离奇的眷恋，更为令人诧异的是，我们甚至希望能够重返越南。战斗依旧在继续，不过重返越南的渴望不是源自所谓责任、荣耀和牺牲的爱国情怀，也不是如同传说那样，过来人要让年轻后辈踏上满身创伤甚至死亡之旅。其源头，是想看看我们的变化到底有多大，我们经历了雨季之苦，艰苦巡逻，在炙热的着陆地区，日夜担心敌人来袭，和那番不曾有此遭遇的人相比，我们究竟有多少不同。我们与他们鲜有共性。尽管后来我们恢复了平民身份，不过平民世界看起来如此陌生。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属于那个世界，我们曾在那里战斗，我们的战友曾在那里牺牲。
我亲历了那时的反战运动，我努力调和自己的反战情绪和怀旧之感，最后却无功而返。后来，我终于认识到，这种调和毫无可能；我无法和反战运动的那些朋友们一样，他们毫不妥协地反对战争。因为我曾参与战争，于我而言，战争不是一个抽象议题，而是切肤的情感经历，是我人生中最不可磨灭的一笔。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紧紧包裹着我的思想、意识和情绪。轰轰雷鸣在我耳中却是大炮发射；雨点坠落，让我回想起前线一个个浑身湿透的夜晚；走过树林，我便不禁寻找警报线或警惕伏击……我可以像那些意志最坚定的反战人士一样高声抗议，可我却无法否认战争曾吞噬我，那遭遇，既令人厌恶，也令人痴迷；既悲痛惨烈，也欣喜若狂；既惨不忍睹，也动人心弦。
本书是想捕捉现实中模棱两可的地带。任何一个曾战斗在越南的人，如果他诚实坦率，便会不由自主地承认，他乐在其中，战争对他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种乐趣诡异难明，因为其中混杂着相同程度的苦楚。炮火硝烟之下，一个人离死亡越近，他的生存能力就越强，陷入恐惧惊悚极限的同时，内心的意气风发到了极致。脑筋转得更快，意识更为敏锐，立刻感受到阵阵愉悦痴迷。这种精神上的兴奋犹如吞食了毒品。这东西也会上瘾，相形之下，生活中其他东西所带来的喜或悲不值一提。
我也曾试图记述步兵营内部那亲密无间的生活，战友之情大可与情人之爱相媲美。实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和男女之爱迥异，战友关系的维系不需你来我往，不需你侬我侬，不需频频发誓。和婚姻不同，这种感情不会因为一言不合，或是生活寡味，或是离婚，只有死神降临，才能让彼此阴阳两隔。有些时候，即便死亡来袭，那份感情依旧如故。我的两位朋友为了将战友的尸体从战场上带走，最后牺牲在枪林弹雨之中。这份彼此关爱质朴无私，这种不分你我的情感，是我们在战争冲突中见证的崇高精神，否则，战争不过是只庞然怪物。
不过，如果战争没有这么残酷，恐怕我们也无法亲见这份关爱。越南战场无疑是对一代美国士兵的严峻考验，他们被聚集在这里，共同面对死亡、困境、危险和恐惧。正是因为战争的丑陋、日常生活的肮脏、比拼杀敌数量的扭曲，让我们彼此更为亲密。似乎，在战友互爱之中，我们找到了生命的价值，找到了守住那一丝残存人性的方法。
越南战争和美国参加的其他战争的区别在于——彻头彻尾的残暴野蛮。这种残暴野蛮让为数众多的美国士兵——家住阿华州农场的善良纯朴的孩子们——屠杀平民和囚犯。本书最后一章将聚焦这一问题。我的目的不是要供出如同谋杀的同犯，而是希望以我本人及其他几人为例来说明，因其本质，战争能让一个本是精神正常的人变得扭曲失常。
很多人对美国在越南的穷凶极恶夸大其词，不是夸大其程度，而是扭曲其根源。对诸如美莱村屠杀等残暴事件最为常见的解读有两种：一种是种族主义论，即认为美国士兵觉得杀害亚洲人易如反掌，因为在他们看来，亚洲人根本算不上人类；另一种则是声称人生来就有暴力倾向，只要有战争作为借口，屠杀本性就会被暴露。
和所有概括分析一样，两者都多少说了点事实；然而两者都忽视了北越军和南越军（简称ARVN）对其本国人民的行径，而且两者都忽略了第一次印度支那半岛战场上的法国势力。
绝非是人性本恶——除非说人人心中都住着恶魔——不过当人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斗争时，则会显示出恶的一面。越南战争是两种最苦楚战争的结合体——内战和革命，另外还加之丛林作战的凶险。早在我们到来之前，20年的恐怖主义和手足相残，已经让这个国家的道德图谱没剩下多少可值得颂扬的东西。在和政府势力眼中，镇压即便称不上是优势，也算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论是以原则之名还是出于复仇，在越南战场上，暴行简直和弹壳、铁丝网一样，见惯不怪。我们旅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绝非生来残酷无情，不过自抵达岘港，他们便立即认识到，在越南，一旦落入敌手，就休想被善待。得不到善待，自然也就不愿善待他人。
有些时候，战争唯一算是高尚情操的战友情谊往往也是最残酷罪行的源头——为遇害的战友报仇雪恨。有些战士无法承受游击战的压力：战争的一触即发让他们不得不随时高度警惕，总觉得敌人无处不在，无法区分平民和敌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于哪怕是最细微的挑衅，都能让他们丧失理智，大肆杀戮，如同一台迫击炮。
有些则出于对生存的极度渴望而变得冷酷无情。自保是人类本性中最根本也最强大的精神，能让成人变得胆小怕事，但是在越南让人在面对潜在威胁的情况下，也开始义无反顾地无情杀害。我所在排的一位中士平时和悦可亲，他曾和我说：“中尉，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还在家等我，为了回去和他们团聚，我不在乎自己杀了哪些人，杀了多少人。”
威斯特摩兰将军（General Westmoreland）的消耗战策略也大大影响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占领地区或是守住关口，而是闭眼杀人：杀死共产分子，越多越好。像堆积木一样堆累他们的尸体。胜利取决于尸体数量，杀敌少了就输了，战争成了一道算术题。队长面临巨大压力，必须上交大量的敌人尸体，他们便下令给队员。于是乎，平民也被当作北越军。“只要是死人，只要是越南人，那就算作北越军。”这已经成了丛林作战的经验法则。所以，有些人后来藐视人命，嗜血如魔，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