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啊，是的，毫无疑问，他是个傲慢的人……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自信。尽管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思想基本未受哈耶克影响，不过在回忆录中，弗里德曼是这样说的：“（我）对公共政策和政治哲学的兴趣要追溯到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之前。后来跟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们的私下讨论，又激发了我更大的兴趣，而在读过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具有强大冲击力的《通往奴役之路》，在1947 年参加了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在哈耶克1950 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并与我进行过讨论之后，我的立场更坚定了。”1976 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的致辞《通货膨胀与失业》中，弗里德曼讲道：“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其后果是，市场价格体系调节经济活动的效率降低了。而哈耶克曾精辟地强调，价格体系的根本功能就是集中、高效、低成本传递经济主体需要的信息。”
哈耶克晚年获得了声望，而弗里德曼比他还要出名。自60 年代以来，除了英国，弗里德曼逐渐被公认为是当时最杰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与此相反，经济学史专家布赖恩·麦考密克则写道：“60 年代和70 年代，（哈耶克）从不曾主宰思想舞台，他总是被弗里德曼的阴影遮住。”哈耶克最后一任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特·丘比特也回忆说，哈耶克在1985 年说过一句话，“弗里德曼大概已经得到自己应有的地位了”。哈耶克去世后，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的讣告：“20 世纪70 年代上半叶大概是哈耶克一生中的最低谷……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崛起开始让哈耶克重获声望。”从40 年代到90 年代，在自由至上主义思想诞生、形成的过程中，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哈耶克最大的贡献在于其社会哲学。他比任何人都更强调自生自发秩序、知识分工以及价格在克服这种分工中的决定性作用。弗里德曼在谈到作为货币理论家的哈耶克时说：“说实话，他搞的那方面的研究根本不着边际。”哈耶克自己也谈过这些研究，在凯恩斯去世后他曾说：“我只是顺便研究研究经济学。”* * *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也有区别。1985 年，哈耶克与人有过下面一段对话：
问：你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芝加哥学派是否受到你的影响？
答：西蒙斯本来最有希望，他的去世实在是场灾难，而其他人，从方法论上看，实际上都是宏观经济学家，而不是微观经济学家。他们中间，斯蒂格勒是程度最轻的，弗里德曼则是最严重的。这始终是困扰我的难题。费里德曼和我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一致，只有货币政策是个例外，但这一问题的分歧却让朝圣山学社感到棘手，学社一直面临着分裂为弗里德曼派和哈耶克派的危险。为避免这种结局，我竭力避免讨论货币理论问题。
现在，经济学界的所有人从方法论上看都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们使用的数据都来自威斯利·克莱尔·米歇尔创办的全国经济研究局。他们相信，经济现象可以作为一种宏观现象进行解释，你可以在总量或平均数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观察数据是正确的，也未必就存在（经验上的）关联。每一次通货膨胀很有可能都会以崩溃而终结，事实上我也可以用历史事实证明，但历史证据并不能证明这种结果是必然的。其中的原因只能用微观分析而不能用宏观分析来解释。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这些问题不屑一顾。当然，你还可以跟斯蒂格勒讨论，他乐意面对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