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把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哈耶克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20 世纪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曾在访谈、文章、专著中提到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讨论过弗里德曼，但我们不能说，哈耶克敬佩弗里德曼，尽管他曾认真研究过弗里德曼的思想，并根据他的批评修正过自己的观点。对弗里德曼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他确实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哈耶克并不是其思想的主要来源，当然更不是其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但他经常引用哈耶克的观点，这显示哈耶克对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哈耶克引用弗里德曼的次数则相对少一些，这显示他受弗里德曼的正面影响较小，或者在他心目中，弗里德曼（除了是位重要的普及者外）不是一位特别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当然，在学券制问题上是个例外。
弗里德曼在很多场合都公开承认，他从哈耶克的思想中受益匪浅。在他写的第一本试图影响民众思想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 年）中，弗里德曼写到，他“在本书中表达的哲学观点及细节讨论，曾受益于很多老师、同事和朋友……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劳埃德·明茨、阿伦·迪莱克托、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乔治·斯蒂格勒”；在导论中，他写到，“对自由的严重威胁在于权力的集中。对于维护我们的自由而言，政府是必要的……但将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也是对自由的威胁”。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过：“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能使其不至于专断。”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的导论中也谈到过不加限制的民主权力：“即使掌握这种权力的人的初衷是善意的……权力也会吸引人，给人打上不同的印记。”哈耶克也强调说，在集体主义制度中，“最坏的人会爬到权力顶峰”。
在1976 年出版的一本朝圣山学社会员论述哈耶克思想的文集的前言中，弗里德曼写道：“这些年来，只要碰到跟我一样信奉自由社会的人士，我便会问他们是如何避免被其所处的集体主义思想环境中的病毒感染的，大家提得最多的名字是哈耶克，他是他们启蒙和理解的源泉。我不能说我自己也是如此，因为在这方面，我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老师们，当时我还不知道哈耶克，也没有接触过他的著作，但跟别人一样，我从哈耶克那里获益匪浅。从我第一次读他的著作起，尤其是在我于20 世纪40 年代中期结识哈耶克之后，他那强烈的思想倾向、道德勇气、理智而始终坚持原则的论说大大地拓宽、深化了我对自由社会的含义与必要条件的理解。”受哈耶克影响最深，而本人又对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发挥了最大影响的人物，正是弗里德曼，尽管弗里德曼的学术贡献并不仰赖哈耶克。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都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那段时间，他们的私人关系并不像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密切。他们不在同一个系，而同处一个系是学者们彼此熟悉的最佳途径。他们更像是关系友好的志同道合者，而不是私人关系密切的朋友。弗里德曼回忆说，两家人“不时地串门”，海伦妮和罗丝·弗里德曼偶尔会一同散步。论起私人关系，哈耶克跟凯恩斯更亲密，和弗里德曼的关系反而更一般，和他与旁人的关系差不多。
弗里德曼早年的学生、后来的同事，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加里·贝克尔曾这样描述过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46 年来到芝加哥大学，一直待到1977 年。显然，他对经济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个系可以说是整个经济学界最有创新精神、最活跃的。他巩固并扩大了芝加哥学派的声望……经济系日益明显地体现了他的研究思路和学术兴趣，包括真诚地追求真理，尊重市场和自由企业，坦率地展开讨论，非常热衷于说服异教徒皈依自己的学说。而最重要的一条则是，坚信经济学的分析是解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强大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