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社会主义要与自由相容，与它是通过民主手段建成之间没有内在关联，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从本质上与自由不可调和？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原因是，经典社会主义国家赋予了政府极大的权力。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个人仅仅是计划制订者心目中的一个零件，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个人自由可言的。哈耶克在《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中写道：“经济生活就是安排各种手段以实现我们各不相同的目的。不管是谁，只要掌握了这些生产资料，就可以决定要去追求哪个目标，怎样做价值高，怎样做价值低，简而言之，决定人们应当信仰什么，为什么而奋斗。而人本身变成了实现那个可能指引着独裁者的理想的工具。”在《社会主义计算：竞争性“解决方案”》中，哈耶克又写到，在一个政府控制经济的社会中，“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一章开头，他引用的一句题记是：“控制了财富的生产，就控制了人的生活本身。”他自己则论证说：“控制了所有经济活动的人，就控制了实现我们全部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决定着哪个目标可被实现，哪个不能实现。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经济上的控制不仅仅控制了人的生活中可与其他方面相分离的一个方面，也控制了实现我们全部目标的手段。”
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对主张实行国家计划的各种论点逐一进行驳斥，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的论证主要是基于自由，而不是经济生产效率。他的论证不仅仅是说，由于资本主义比经典社会主义更有经济效率因而是正当的，他的要旨更在于，资本主义之所以是正当的，乃是因为经典社会主义不利于自由。后一种论证如果是正确的，就比前一个更有力，因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若被看成关系到自由，那么围绕着社会主义的辩论就会从单纯技术效率的问题，提升到终极价值和伦理的层面。在哈耶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纳粹德国和苏联要比已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因此从自由的角度反驳经典社会主义要比后来更加切合时弊。
如果经典社会主义既不利于自由，也不利于物质生产，那么对政府掌握生产资料的形形色色的制度予以反驳，就是至关重要的。经典社会主义者当然要强调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的优势。他们真心诚意地觉得，社会主义应该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经济效率。而今天人们都知道，这种信念实在是大错特错。苏联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政府制订计划、掌握社会全部生产资料是没有效率的。如果它没有资本主义那样高的物质生产效率，那么其很多鼓吹者心目中最重要的论证依据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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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结语”一章写到，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勾勒出一个可能的未来社会秩序的细节”。尽管如此，从这本书中，我们或许可以概括哈耶克所向往的秩序的大概含义。首先，这个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他曾评论过“创造了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传统”，赞扬过“把每个人当人一样尊重”的观念。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的本质都在于重视人，对每个人倾注最大的关注。两者也绝不认为，个人只能在集体中实现其最大的善，这个集体总要比构成它的个人的分量更重。边沁在《伦理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一书中的说法依然是对真正的自由主义在这一方面的最好论述：“共同体是个虚构的实体，它是由被认为属于这个共同体的个体成员构成的。那么，共同体的利益还能是什么呢，无非是构成它的每个成员的利益的总和而已。”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都认为，当个人拥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时，他们最有可能获得最大的幸福，并最充分地发挥其潜力和个人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