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167年的历程中，虽然没有影响全国、足以导致封建王朝灭亡的农民大起义，但局部的农民起义却十分频繁。宋太祖开疆拓土，奠定北宋政局，此时尚未有农民起义发生，但等到北宋的第二任皇帝宋太宗在位时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这次起义爆发于公元993年，此时距北宋开国只有33年，这次起义范围虽然只限于四川地区，但时间却持续了3年左右，尽管被镇压了，可北宋统治者却为此惊恐不已。北宋共9朝，除去英宗统治的4年和钦宗统治的2年忽略不计外，剩下的7朝中有4朝都发生过农民起义。
没发生农民起义的3个朝代中，除开国皇帝宋太祖一朝外，哲宗朝也没有发生什么农民起义。如此一来，北宋9个皇帝统治时期中，真正可能发生却没发生农民起义的时期只有宋神宗统治的18年。这不能不说是王安石变法的成果之一。王安石变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底层和上层的矛盾，造成了神宗执政18年无农民起义，百姓和皇室官吏之间尚能相安无事。这个现象实在值得后人深思。
后来，类似这样的改革因遭反对而废置，或者因种种原因而走了样。这样，王朝危机还是延续下去，原来的矛盾继续激化。到了王朝的末世，终于引发了严重的危机，横征暴敛、吏治败坏、贿赂公行、人民困苦，尽管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求改革，然而整个王朝就像滋生了毒瘤，已经无可救药。再想改革，已经错过了良机。于是，一场暴雨，燃起了灭朝的烽火；一次失败的改革，奏响了末世的挽歌；一次河工的集合，掀翻了一个王朝的大厦……中国延绵两千年的帝王史中，那些无法预料的偶然，总在不经意间左右着江山社稷的归属。
书呆子王莽做了皇帝，田舍翁刘秀做了皇帝，放牛娃刘盆子也做了皇帝。无论一个朝代如何辉煌，到头来仍然避免不了国破家亡，被他人替代的结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如何杰出也好，英雄也罢，在他们的子孙手里都会被葬送掉这一切的辉煌！
原因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膨胀失去了控制，必然会导致国家的革新无法进行下去。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对此作过详细的论证。他的基本观点是：一个国家在发展中会形成的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一般总是考虑本集团的利益；即使它们有时会考虑国家利益，也是首先把自己集团的利益置于其他利益之上；如果它们中某个集团拥有足够的权力，就会把集团的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从而阻碍国家对民族利益的追求，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他还特别指出：这种情况在分化剧烈的社会尤其是这样，因为“在不稳定的社会中，最大最富有的获利阶层组织得比较好，而他们往往占有该国中比例极高的各种生产要素。他们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各种政策，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侵占这个社会中无组织的广大群众的利益，从而使收入更加不平等”。
更为糟糕的是，历史上一些重大改革被颠覆后，既得利益者总是以改革的面目进行反改革，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革新”等一场场变革最后以巨大的悲剧的形式宣告流产。一个个充满时代精神的前卫性的改革意愿，最终以众多改革者付出沉重的代价而结束。之后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更加恶劣，催使农民起义一浪接着一浪，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道道永难弥合的流血伤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