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领袖如果能那样
假如眼睛不是总盯着“龙椅”和“官位”
在中国古代，做皇帝，是世界上最过瘾的事情，哪一个愿意放弃皇位、皇权呢？中国的帝王是实力主义的结果，打得赢为王，王朝的兴衰更迭使每个有野心的人都有可能过一把皇帝瘾。
皇帝是官与神的结合体，他是国家最大的官，地上最大的神。
农民起义的领袖们举旗不久，便把眼光投向了这把神秘的“龙椅”。产生这个想法，一方面是起义规模越来越大，自己难以找到一个新的系统来控制，所以只有向大家提出推翻现行体制。另一方面，在“革命”的过程中，慢慢发现大权在握的那种快感，对于他们要推翻的事物有了深一层的认识，所以一旦这些权力转手到自己手里，就要千方百计地维护它。
但是，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时刻，还是“缓称王”为好，因为还没有“水到渠成”！可在农民起义军领袖的眼里，皇帝无疑是一个很核心的文化要素，即使穷乡僻壤，愚夫愚妇，有谁能不知道皇帝呢？别的不晓得，谁还不知道做皇帝高高在上，别人都要冲他磕头，三呼万岁，居有宫，出有辇，说话金口玉言，让谁死谁就活不了，最有意思的是还有许多如花似玉的老婆——三宫六院中的七十二妃，并且都是从天下最美的女人中挑出来的。
急于称王是历代农民起义军领袖的通病，只有少数头脑冷静的人是例外。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也大多犯了这个错误。刘福通把自称是宋徽宗第八代子孙的韩山童之子韩林儿推上皇帝宝座，固然有利于号召天下汉人反抗元朝，但同时也使元朝统治者把矛头指向北方红巾军。元朝的军事实力虽不如建国之初，蒙古铁骑却依然很有战斗力，加上北方红巾军活跃在中原和北方地区，对元大都产生直接的威胁，元朝统治者不得不全力对付北方红巾军，使刘福通的红巾军几乎独力承受元军的重压。
其他起义军领袖如徐寿辉、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等也纷纷称王，建立自己的政权，在强敌如林，称王条件尚不具备的前提下，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称王的结果只会招来更多的对手。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先后被杀或被灭，明玉珍占据偏远的四川，也只能偏安一时，明玉珍死后，他的继承者虽负隅顽抗，但无力抵抗强大的明军，只好投降。
农民起义称这个王，那个王的，最终是所有称王者及其队伍的噩梦。假如他们一开始就不断追求新的高度，不断主动地打造新的局面，那么他们的命运肯定是另一种境况。当然，历史在成为历史之前，不只有一种答案。
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当时是富有远见的战略思想，尤其是“缓称王”的建议被朱元璋采纳后，对朱元璋势力的生存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