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中的叛变投敌事件不断发生，与其他农民起义武装相比，是颇为突出的一个问题。例如：六安、霍丘和凤阳府县两城，均因有叛徒内应而相继丢失；当僧格林沁军进攻雉河集时，竟有一批捻首率部投降，使捻军的力量大为削弱，淮北地区很快被清军占领；捻军主要首领张乐行、任化邦均死于叛徒之手。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捻军的成分比较复杂，为数不少的游民无产者不断涌进队伍中来，甚至一些中小地主也“纠众而捻”。这些没有多少政治主张的人在清军剿抚兼施下，很容易被收买。另一方面，主要首领张乐行本人就曾受过清朝官方“招安”，虽然后来坚持斗争到底，但由于本身的污点，必然影响其理直气壮地与投降倾向作斗争。还有就是一些主要首领用人不当，不懂得纯洁和巩固部队内部的重要性。
历代起义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不是主要取决于领导人的私德，而是要看他的政治能力，而政治能力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选才的眼力，另一个是制度的创新力。必须善于用人选将，擦亮眼睛，随时注意清除混入革命队伍中的“蛀虫”。当然，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很难做到的。
这些血淋淋的事件，再三祭出“窝里斗”这个中式政治语言的丰富内涵。
说到底，农民造反所依仗的不是先进的思想文化、远见卓识、谋略雄才和起义中必需的物质条件，以及创造这些物质的科学技术，而是依仗原始暴力。崇尚暴力的丛林规则，所以对内对外，涉及权利之争或遇到思想观点分歧，往往也侧重以暴力来最终解决问题。流血的内讧便成了造反由胜到衰，最终失败和变质的内因。
南宋初年，在东起岳阳，西到枝江，北达公安，南至长沙的广阔大地上，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钟相、杨么起义。宋高宗多次派出官军去征讨平息，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几攻不下，原因在于起义军能够“春夏则耕耘，秋冬水落，则收粮于湖寨，载老小于泊中，而尽驱其众四出作战，官军陆攻则入湖，水攻则登岸”，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他们有两个“撒手锏”：一是实行兵农相兼的预备役制度，可以花小成本，办大事情；二是水上游击战玩得如炉火纯青。钟相、杨么的这种战略战术类似于《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的确，施耐庵笔下的原形就是出于这支起义军，并非宋江部队所为。至于施老夫子故意去“移花接木”，大概是为了小说有看点吧！后来，朝廷派了岳飞来征剿，这个“民族英雄”杀起同胞来也真是有一套的，一是缩小包围圈，二是派间谍去分解瓦解。果真，起义军将领陈弢禁不住高官厚禄的引诱而发动了内变，归顺了岳大将军，起义军被瞬间攻破，水上游击队失去了优势，杨么投湖自杀未遂。其部将黄诚为了获得通过招安当大官的机会，竟不顾多年的兄弟情谊，将老领导杨么一刀砍死，割下首级，到岳飞那里表功去了，持续了6年的起义就这样熄火了。
可见，人性中是包含野性的。也许，野性是人类的胎记，并且在农民起义军身上，这块胎记显得更突出些。正是这种劣根性难除才使他们内部恶斗不止。
也许，这些农民起义的头领们到了生命的尽头时，因这样那样的失误而悔恨，或因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而羞耻，那么他们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与人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