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1月，齐世英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其后，他数度穿梭于中日间（一度入日本步校“回炉”，以期掌握军事知识），利用自己在日本的社会关系，为日益险恶的中日关系穿针引线。早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前后，在一次与日本浪人的辩论中，齐世英坦言由于日本宪法存在某些致命的缺陷，“将来恐怕你们日本军人要闯祸，会把日本弄得家破人亡”，不承想竟一语成谶。在皇姑屯事件爆发前一个月，日本参谋本部负责对华作战的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便对齐世英暗示过可能会对张作霖动手。1928年6月4日，张作霖果然被炸。“可见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的作业，我可以为这件事做证，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正因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对日本人厌恶到极点，那时日本人很少来南京，原则上我也不见日本人……”乃至私谊笃厚的张岳军（张群）出任外长时，点名让齐世英去日本大使馆做商务参赞兼横滨总领事，“特别费可以随意使用”，却被齐世英婉拒，理由是“看见日本人就讨厌”。
相反，到了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节节败退，在大陆已无立锥之地的时候，齐世英倒想到：“日本在打败仗撤退的时候，秩序井然，处处表现出他们的纪律和教养，因此我想日本这个国家早晚会再起来，应是值得注意的。”于是，1949年8月，齐世英再度访日，这是他“九一八事变”后首次访日，彼时的老朋友吉田茂已贵为日本首相。二人握手，彼此不胜唏嘘。此后，直至1967年吉田故世，齐世英八度访日，吉田两度访台。每每二人饭食相酬，长久会谈，于公于私，皆有关照。就齐世英而言，在若干关涉台湾重大利益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事实上扮演了台湾“特使”的角色，从战后“中日”和约的缔结，到日本对大陆解除贸易禁运等，不一而足。其中的酸甜苦辣，非当事者难以揣度。而有些悲情遭际，其实在彼时世界的潮流走势中也是命定了的，并不因个人的能量和努力而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