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撮”与“广大人民”(1)

为什么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只有中日关系习惯上被称为“中日友好”,致力于中日外交则被称为“从事中日友好工作”?进而,在回顾战后中日关系史的时候,人们常常感到困惑:为什么两国关系一旦遭遇挫折,出现倒退,动辄便一退到底?所谓“人民外交”的“滚雪球”式积累,到底有多大的现实性,还管不管用?……对所有这些问题,刘建平的《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以下简称“刘著”)一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而且沿着这个方向,做了相当深入的开掘。从学术上来说,该书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开拓性的。

比较中日两国对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叙事会发现,相对于日本强调国际环境、地缘政治矛盾、美国的世界战略及东西方冷战体制对中日关系制约作用的“美国冷战政策约束论”或“冷战体制决定论”,中国往往以“民间贸易—半官半民—邦交正常化”的发展模式来图解“以民促官”、“官民并举”的发展过程,从而正面评价“人民外交”的重要推动作用,即“人民外交决定论”。尽管这种基于朴素唯物论的量变—质变观可以部分模拟发生过程,却无法还原整个过程,尤其对一些关键性节点和倒退现象的解释,屡屡呈现无力感。譬如,为什么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是在1972年9月,而不是更早或更晚?为什么在邦交正常化已逾30年,按说“人民外交”的积累已然高度雄厚的小泉(纯一郎)政权时期,中日关系出现大幅倒退?盖此“人民”不复彼“人民”乎?

众所周知,对待日本及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中国历来强调“把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即把全体日本人二分为“一小撮”和“广大”两个子集的所谓“区分论”始终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政治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可以对过去的许多重大问题提供一种解释,诸如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初期,邦交正常化之所以无法实现,是日本“一小撮”追随美帝国主义的右翼保守政治势力长期阻挠的结果;诸如中国之所以在邦交谈判之初,便确立了“放弃战争赔偿”的方针,是出于对日本人民的同情和体谅,考虑到“不给日本人民增添负担”等。这种解释时常呈现出逻辑上的张力,甚至矛盾,往往经不起推敲,而随着历史文档的解密,则破绽百出。

人们通常会想当然地以为,“人民外交”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对日外交方针,其实不然。作为一种指导对日外交工作的“外交哲学”或意识形态,可追溯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日本研究体制和旨在对敌(主要对象是日军战俘)策反的日本人反战运动,而这两项工作,都与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密切相关:野坂参三。

野坂参三(笔名林哲、冈野进),1892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荻市,毕业于庆应大学;1920年在英国加入英共,1922年回日本,参与创建日共,后任日共中央委员;1931年,流亡苏联,同时接受日共中央派遣,作为日共代表出任共产国际执委;1940年春,秘密来到延安,与中共合作,组建日本人反战同盟,开展反战运动。由于野坂拥有日共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的双重身份,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同时又是不可多得的理论家,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据野坂回忆,自己在延安得到与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同等的生活待遇。受周恩来、王稼祥的委托,野坂在既有的日本问题研究室的基础上,全面接管并主持重建了中共的日本研究,涉及日本问题的方方面面,培养了一批后来成为对日外交精英的高水平专业人才。野坂创办的《解放日报》“敌情”副刊(半月刊),是毛泽东的必读材料。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毛泽东与野坂常常碰头,甚至让野坂住进自家所在的枣园的一处住所,几乎每天都见面。在中共七大筹备期间,毛泽东特别指名把会议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的修改稿呈送野坂,征求意见。党的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在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讲话之后,野坂代表日共致辞;会议期间,在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报告之后,野坂做了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讲演,后讲稿全文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与主要领导人的规格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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