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殊论的“分道扬镳”
与“文明一元论”截然相反的是历史主义者所持有的“文化相对论”，认为各个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国情与文化不同，各有其价值所在，不同文化之间不可通约，不存在一个为不同文化和民族所共享的普世文明，全球的现代性模式不是“殊途同归”，而是“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道理可讲。
与极端自由主义用“普世价值”代替“中国价值”相反的是，中国的历史主义者有一种将“普世价值”与“中国价值”人为对立的预设。似乎普世价值就是西方的价值，中国的“好”一定要与西方的“好”对着干。的确，西方现代性具有复杂的双重性，既有内含普世文明的启蒙价值，也有野蛮扩张的国家理性。人类的普世价值自然不能被西方所垄断，它是各种高级文明共同参与的结果，但也绝非与西方全然无关。问题的关键在于汲取何种西方文明：是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还是野蛮扩张的国家理性？中国的历史主义者与子安宣邦、酒井直树这些日本左派学者不同，他们批评西方的炮火，不是瞄准以富强为导向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在这方面，反而令他们惊羡不已——而是直指自由民主的启蒙价值。于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讨伐变成一个有选择的逆向扬弃：抛弃制约人类狂妄自大的文明价值，而独独留下了最可怕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中国的历史主义者在乎的只是“我们”与“他者”的区别、如何用“中国的”价值代替“好的”价值，以为只要是“中国的”，在价值上就一定是“好的”。这种封闭的“区别敌我论”并不能构成有效的价值正当性，因为“我们的”价值无论在逻辑还是历史当中都无法推理出必定等同于“好的”和“可欲的”价值。中国的目标如果不是停留在民族国家建构，而是重建一个对全球事务有重大影响的文明大国上，那么她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必须以普世文明为出发点，在全球对话之中有自己对普世文明的独特理解。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自我辩护，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标准来说服世界，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所要重建的不是适合于一国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对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对中国“好的”价值，特别是涉及基本人性的核心价值，也同样应该对全人类有普遍之“好”。普世文明，不仅对“我们”而言是好的，对“他者”来说也同样有价值。中国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依归。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曾经实行天下主义，到了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天下主义要转型为与普世文明相结合的世界主义，这是一个文明大国的目标所在。
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关注的则是“什么是我们的”。 文化是为了将我们与他者区别开来，实现对我们的认同，解决自我的文化与历史的根源感，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等问题。但文明不一样，文明要从超越的视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历史——回答“什么是好的”，这个“好”不仅对我们是好的，而且对他们也是好的，是全人类普遍之“好”。在普世文明之中，没有我们与他者之分，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价值。
